研究概要

中美“大国竞争”的时代始于奥巴马政府末期，激化于特朗普政府期间。现在人们常以“冷战”来类比中美关系的性质，这种比较是错误的。中美仍然密切相关，并在一个单一的国际体系中竞争，任何恢复“遏制战略”的努力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价值。尽管中美面临的冲突风险非常严重，但军事领域不可能成为双方竞争的裁决地。相反，中美竞争的关键将是谁能在社会治理和经济体系上获得胜利。

中美两国都在努力通过言语和行动提升形象，使自己成为21世纪最有领导力的国家。中美竞争的背景是全球挑战不断增加，包括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大规模移民、粮食和能源紧缺、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这些挑战将塑造中美竞争，但也可能为华盛顿和北京提供机会，让两国通过提供解决方案来发挥全球领导力。在此过程中，中美都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双方都会将超越对方作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长期地缘政治竞争的一部分，两国的威望将取决于它们应对挑战的表现。

当前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在奥巴马政府的后几年，中美关系的特点是战略竞争稳步上升。这种竞争集中在亚太地区。在此期间，中美围绕南海、东海和台湾等地区热点的紧张局势都在上升。中美网络领域的摩擦也在增加，同时也在太空领域互相警惕，关注对方利用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系统、生命科学和量子计算）获得战略优势的进展。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用“大国竞争”一词来描述这个世界上两个最有能力的大国之间的关系。

那时，中美竞争的加剧至少被三个因素掩盖。首先，中美外交互动架构紧密，两国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直接对话。这抑制了紧张局势的升级，因为双方常有机会提出关切并澄清意图，不必诉诸军事信号或公开谴责来表达反对。第二，中美都在努力约束那些零和性质的竞争。例如，双方努力为两国军队在国际水域和空域的相遇制定行为规则，还直接处理网络问题上的分歧，并通过外交渠道沟通对台湾和其他敏感问题的关切。第三，中美寻求协调以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例如，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经济官员同步采取政策行动以恢复全球增长；中美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也曾共同站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第一线；在巴黎气候峰会召开之前，中美领导人和气候谈判代表共同推动其他国家接受全球协议。

因此，尽管2017年初的中美关系被广泛认为较为紧张，但并未在竞争失控的边缘徘徊。五年后的现在，情况明显变化。关于“新冷战”的谈论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两国的竞争几乎已经无所不在，涵盖了外交、发展、技术、价值观和军事领域，其中许多领域越来越成为零和竞争，中国之得即是美国之损，反之亦然。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长期采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反对任何会使世界更认可中国治理体系或接受中国重大倡议的发展（如“一带一路”倡议和华为5G建设），中国在这一时期的一些行动和言论刺激了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的做法。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方向。他们认为，在近期内，中国的整体行为模式不会为缓和中美关系紧张局势提供很多机会。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中国领导人关于“东盛西衰”的言论以及关于“时与势在中国一边”的表态，都使紧张局势难以缓和。

拜登团队同样明白，实施不加掩饰的意识形态对抗战略会带来两种风险。首先，这将疏远盟友和合作伙伴，而盟友和合作伙伴对美国加强协调以应对中国挑战至关重要。华盛顿认为协调盟友是其竞争优势，因为北京缺乏有意义的国际伙伴。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多数盟友和伙伴，其对华政策都各有关切，与美国的关切有所重叠，但他们目前都不愿加入反华集团、遏制中国或限制其崛起。其次，拜登团队认识到，过度的意识形态框架将抑制中美面对共同全球挑战时的合作前景，如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复苏和大流行病控制。它还会限制双方在安全挑战方面的协调，如阻止伊朗核计划、限制朝鲜核扩张。

拜登团队认为，中美关系朝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的发展空间不大，但又不想对中美关系造成持久的损害，因此他们在头几个月里优先解决美国国内危机，并在东亚地区恢复对美有利的力量平衡。在第一年中，拜登政府一直寻求与中国领导人保持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努力对于控制两国关系的温度、避免不必要的升级是必要的。

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性质

中国和美国都是单一全球体系中的核心大国，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在竞争领导权。双方都认识到，在现有的体系中，密集的依存关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如供应链、资金流动、知识生产、科学交流、生态的相互依存等）。中美都试图控制这一相互依赖所带来的脆弱性，但双方都知道，以可容忍的成本或风险寻求完全脱离对方是不可能的。

此外，双方都认为不可能通过武力来应对对方的挑战。虽然冲突的风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但任何一方都不打算用武力来对付对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任何冲突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两个拥有高端网络和太空能力以及全球范围内远程打击能力的核武国家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这种冲突的升级或保持冲突的局部性。这样的冲突可能给两国和全球带来巨大破坏，不可能有明确的赢家和输家。

与冷战时期不同，世界不会出现由美国和中国领导的、界限分明的国际集团。新加坡学者Bilahari Kausikan认为，很少有国家会将其所有领域的所有利益整齐地、永久地与另一个国家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当前国际关系比冷战时期存在更大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在某些问题上，一些国家将向一个方向倾斜。但在其他问题上，他们会向另一个方向倾斜。

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都在深化与各大洲的外交、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交往。这两个国家现在是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的主要行为者。两国都不准备把任何地区让给对方。它们也不准备冒着冲突的风险，在任何地方追求一个将对方排除在外的、封闭的势力范围。

鉴于上述情况，双方都不得不寻找机会以在长期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这也是两国在未来数十年内的主要工作重点。中国政府希望让世界明白，中国发展势头良好并将继续崛起。中国希望在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方面得到国际认可，还希望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解决世界基础设施瓶颈问题的最重要投资和技术来源。中国希望通过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反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美国形成对比，从而获益。

就美国而言，它认为自己的相对优势在于其国内的复原力、创新能力、全球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以及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拜登团队早期的工作重点是控制新冠在国内的传播，作为世界的疫苗库，努力证明其民主制度仍有能力解决国家挑战。美国还与盟国集中力量加速技术突破，并加强美国和盟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防止中国扩大其影响力。

归根结底，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在于哪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能够表现出超越对方的能力。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在21世纪，他们的治理体系比对方更拥有固有的优势。两国都认识到，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威望取决于各自表现，双方都想展示自己的优越性。

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展望未来

预测中美长期存在结构性敌意或冲突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是从现在推断未来，而不考虑过去。现代中美关系是一部曲折的历史，从冷战初期的疏远到之后的谨慎开放，最近则从加深社会和经济联系到“脱钩”和“新冷战”。人们对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将会直线恶化的断言来自对历史的忽视。

中美将首先解决自身弱点、培育自身优势、通过实际行动展示其全球领导能力。两国领导人越是专注于这项任务，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与对方的竞争上，就会有更大的空间来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平衡点。这种平衡可能包括：直接处理分歧的能力；有效地管理零和分歧领域；将正和或负和的问题与零和的问题区分开来；在正和或负和的问题上以互利的方式采取行动。

中美关系可能会被国际环境推向上述方向。对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来说，这是一个全球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随着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影响更加明显，其他国家和舆论可能会加快敦促中美超越对方，为解决世界的挑战贡献能力。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将首先关注国内事务，但他们也会注意到提升各自全球领导地位的机会，对全球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可能会给大国创造机会。换句话说，获得全球领导地位可能不是“赢得”中美大国竞争，而是取决于哪个大国最有能力为国内外挑战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