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洛杉矶雾霾比较研究
洛杉矶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是美好的，当1984年许海峰一声枪响为中国赢得奥运会历史上首枚金牌，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赛场上伴随着国歌冉冉升起的时候，国内的公众通过当时才刚刚大范围推广的彩色电视看到国际赛事转播，对奥运会以及承办这届奥运会的“天使之城”洛杉矶才拥有了一个美好的记忆。然而，真实的洛杉矶，作为美国的“空气污染之都”，饱受了几十年的污染折磨，刚刚开始从烟雾蔽日恢复到了蓝天白云。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北京，若干年后的北京，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这届奥运会是在空气污染之下进行的，整个北京以及华北，为了奥运会的举办，控制空气污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后的北京，继续在愈发严重的雾霾笼罩之下，2015年12月1日开始的雾霾，甚至让北京部分地区的PM2.5指数突破了2000大关。与此同时，京津冀一体化刚刚上路，但整个华北大地均笼罩在雾霾之下，让白日的中午如同夜晚，这又为京津冀一体化带来了极多的疑问。未来的京津冀一体化，是否正在华北大地上复制一个更大的“大北京” ？
如何治理北京的雾霾？
现在，雾霾之下喘不过来气的人们有着极多期盼，有人寄望于权威的科学家，有人寄望于治理汽车尾气，有人已经对农民烧秸秆宣战，有人寄望于可以在一两年内通过努力而恢复蓝天白云，这一切都是真实有效的吗？这中间又有多少是骗人的神话？让我们用洛杉矶70多年来治理雾霾的经验来对照、比较一下。
一、雾霾的侵袭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光拉回到几十年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洛杉矶六十多年来光化学烟雾下的众生相：饱受污染摧残的愤怒公众，直面污染危害而仗义执言的医生，想采取措施却因不知如何下手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官员，绞尽脑汁想要搞清楚污染产生机制的科学家，面对责任推诿扯皮、逃避、置之不理的工业巨头，想凭一两个奇思妙想而治理污染达到名利双收的“妄人”，在污染肆虐之时看到商机想发一笔大财的商人，等等。
洛杉矶的空气污染起源于二战期间。
很多洛杉矶人都有这样的记忆碎片，当洛杉矶面临最大的环境危机的时候，父母的朋友们都堆积了一大堆的防毒面具。当碳氢化合物肆虐之时，体育课被迫取消了。洛杉矶有名的橘郡（又名奥兰治县Orange-county），这是洛杉矶一个房地产价格高昂的地区，英文字面的原意为橘子或橘红色，实际这个名字是因天空的颜色而不是水果而得名的。
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数十年来，洛杉矶有数十万人因此而丧生，大多数是因慢性病而亡，这个数字与当地因战争、车祸及黑帮火拼的伤亡相当。洛杉矶那个时代有篇文章这样写道：拂晓时分，如同无形的野兽，毒气开始扩散、狡猾而沉寂、悄无声息、无所不至。灰色的烟雾袭击了洛杉矶，吞噬了矗立的高楼及街边的汽车，太阳也变得模糊不清，让人们失去了对于方向的所有感知，除了脸上烧灼般的刺痛。
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神秘的烟雾将使绿意盎然的地球陷入恐慌，使绿色从一种颜色变成了人们奋斗的目标。
首当其冲的是，全城的人都得默默忍受烟雾带来的折磨，吸入的污染物质威胁人们的健康，无论他们是否有过敏史都会产生急性过敏反应，眼睛红肿、喉咙嘶哑。他们紧握着手帕，渴望知道答案。洛杉矶市的官员强忍惊慌失措的情绪告知市民，要镇静不要反应过度，并说太阳一旦露面，烟雾就会瞬即散退。有着严肃科学形象的工程师们，则怀疑由于一些工厂违规操作导致气体泄漏，而异常闷热的天气又使得烟雾被困在城市周围一直出现雾霾。
在一片混乱之中，总有“代表理性”的声音存在。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就宣称：美国现代工业文明已经无所不能，治理烟雾就如同将航天员送入轨道，只需按下按钮即可做到，像使用厨具一样简单，科学将是净化空气的关键，而且还不需要过多的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
二、官员与政治反应
美国有一位官员在1956年总结洛杉矶的雾霾治理时调侃道：“我们花了35年来消除烟雾，其中的30年对抗政客，5年治理烟雾本身。”雾霾甚至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这与中国何其相似，从不认账，到被迫承认 ；从互相指责，到慌乱行事。政治决策人物，有着自己各不相同的担忧，有自己各不相同的责任，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往往忙错了方向。
1943年8月，当时的洛杉矶市长许下承诺，将在未来四个月内对这场令人恼火的烟雾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治！即便有现实的观察家指出，官方努力改善洛杉矶空气质量的活动从未间断。但在当时，如果你预测说这片大地的空气在65年后仍有污染，一定会有人怀疑你是否头脑清醒，甚至怀疑你是否爱国。空气质量一定会改善，在当时的洛杉矶似乎早已成了一种信念。
1943年夏天，洛杉矶市的工程部门开始寻找罪魁祸首。如同中国一样，测试人员在户外收集了空气中的一些混合污染物的样本：氨气、甲醛、硫酸、粉尘和氯气。这一结果本该令人印象深刻，但测试人员更困惑于这些物质的来源。当洛杉矶市政厅最终指出这些挥之不去的废气源头时搞错了对象，他们通过现场勘查以及对咳嗽的人进行三角测量定位，以及查看窗帘脏的方向，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家位于南加州市区东边的天然气公司。
执法机关认为这家工厂就是始作俑者，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为此马不停蹄的忙碌着。他们明白洛杉矶作为二战军需产品供应地，有着90亿美元的军事合同，地位举足轻重。此种情况，类似于中国各个阶层都明白的经济增长的意义。于是，他们慎重行事，派了调查人员，请来了特约的宣传人员，对社会大众进行广泛的解释。终于在1943年剩下的日子里，工厂停产改造，同时城市对其他烟雾源头的排放进行控制，这一切让当时洛杉矶的天空，露出些许苍白的蓝色微光。高度关注空气污染的《时代周刊》，甚至立即信心十足的宣称，这些基本措施解救了城市！
可笑的是，污染还会回来。
洛杉矶的居民，从认识到相信，空气污染的战斗将是长期的，用掉了很长的时间。这不禁让人想起《北京日报》1999年3月9日的头版头条大标题：“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现实总在教训社会和大众，真正的科学，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而这极少部分人，又总是被忽略，或是被认为无足轻重，因为有如此之多的权威官员以及具备社会影响力的院士、专家存在。
为了限制雾霾的影响，当时的洛杉矶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远比今天的北京高效的多。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烟雾与废气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规定来控制空气污染，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在后院燃烧垃圾；垃圾回收和柴油卡车的尾气排放都被严格的限制，还投资开发制造了一种除雾的装置，声称可以有效去除雾霾。
极端的情况下，洛杉矶司法机构甚至对夏天众多而闷热的棋牌室开展了调查，认为它就是污染源。那个时代的洛杉矶，全力以赴投入到了与空气污染的战争之中，洛杉矶市政厅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空气污染控制局”。一些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和企业家无私地将自己办公室的人力投入到了治理污染当中。洛杉矶警察局新招募的警察迅速参与其中，当时的市长鲍伦甚至要求国民警卫队的200名化学专家协助治理空气污染。在洛杉矶，由于有如此众多的相关人士积极参与空气污染的治理，实际已经将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予以军事化了，有些学校方面的负责人甚至表示，要动员学生也投入这场战争。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甚至聘请私人飞行员进行侦查和搜索，看看哪里有冒烟和废物燃烧的情况。那时候的整个南加州，似乎坚信仅仅需要一次全面的整治，便能让天气恢复良好。很多人依然相信洛杉矶有充足的时间，以为只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科学家的突破性进展，就能净化整个区域。
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情况甚至影响到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政客们用空气污染作为互相攻击的政治筹码。官员们都能回忆某些可怕的经历，“这个可怜的家伙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折磨。”烟雾变成了政治武器，政客们灵活的运用它来为自己吹嘘、拉选票。一位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嘲笑的说：“麦凯布到底是怎么了？他干了三个月了，空气污染还是和以前一样糟。”派萨蒂娜市的政客沃伦多恩在竞选地方官员时也忍不住用上了这招，他告诉选民，“选我吧，我能治好烟雾。”
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的官员，美国也有的是。
问题是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无论怎样雷厉风行，洛杉矶烟雾覆盖的范围比之前更大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住房、犯罪率和交通问题再加上烟雾问题，人们对往日美好空气的向往，已经远远不止是因为鼻炎或者不停流鼻涕的鼻子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基本什么都看不见，包括地标，甚至是半英里外的交通标志。一系列对往日美好的追忆使社区老人和大自然爱好者，在面对往日洛杉矶独具特色的沙滩和山林的照片时变得多愁善感。一些英国和荷兰的飞行员宣称，他们基本没法看清整个加州有可降落的地方。
三、“伪科学”大行其道
科学，当不是以成果来论英雄的时候，科学的意义就会失去光彩。
2014年3月5日的一则报道令人关注 ，北京要建设“全球最大雾霾实验室”。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科学家计划在北京怀柔建设世界最大的“烟雾箱”，用来“模拟灰霾的形成和治理”。中国科学院是这个项目的发起方，项目筹备人表示，“烟雾箱”只是庞大的大气环境模拟系统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初步预算5亿元，目前尚未得到发改委的批复 。
按照设想，中科院将建设一个“大气环境模拟系统”，其中最大的两个“箱子”都是300立方米，据悉，如建成，将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气环境模拟实验室 ，优先用于灰霾模拟与控制研究。中科院方面不无自豪的说，“不光是我国科学家，也欢迎全世界科学家都来做实验。”
这个报道一出就引发了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的很多人质疑，5个亿建一个“烟雾箱”来研究雾霾是否值得？中科院是否已经充分征求了学者与公众意见？中国目前是否有必要重复建设“大气环境模拟系统”？回答自然是没有的，因为他们是中国最权威的中国科学院。如果我要告诉这家权威机构，当初美国发表权威报告并且沿用至今的美国科学家，只用了一个价值350美元的自制装置，不知他们作何感想？
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面对系统性难题，“伪科学”更多的是指错误或是不精确的科学认识以及导致的糟糕结果，而不是指某一具体的虚假科学。
石油天然气协会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二战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比现在还高；而且自1946年以来，许多炼油厂已经不再使用含硫燃料，转而使用天然气和裂解气，也不再有工厂焚烧酸性污泥。这些都是真的，也都是可以证实的，但石油天然气协会的研究报告还是很沉痛地写道，烟雾问题依然存在。他们的唯一希望是，不要成为灾难的主犯。
斯坦福研究所是美国的一家著名智库，但这家与优尼科公司、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等大石油公司关系密切的智库，在烟雾污染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斯坦福研究所丝毫不认同斯密特教授的研究结果，但也因此渐渐失去了社会的认同。美国媒体纷纷质疑它所扮演的角色，每年花费125万美元，但到头来却声称对烟雾的化学过程什么都不清楚。
由于这座天使之城的光环已经被“一顶脏灰帽子”所取代，在这里甚至痛快地喝一杯咖啡都不成了，因为就连麦斯威尔价值7.5万美元的烘咖啡豆机，已经被认定为一个潜在的烟雾排放源。
1949年，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控制局信誓旦旦的说，已经消除了35%的可疑污染物，专家们事后才意识到，低估了将近60%的遮蔽天空的污染物，总污染物不是他们估计的741吨，而是2000吨！
一些资金充足的机构与大企业或者当地高校有合作关系，比如斯坦福研究所、空气污染基金会、南加州空气污染基金会等，它们雇佣了大量科学家，把他们组成研究团队和无数小组委员会。这些被雇佣的科学家最初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碳氢化合物的研究上，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们都对汽车尾气是烟雾的主因表示怀疑。
仅仅是空气污染基金会就资助了34个项目，其中就包括一个著名的“催化转化剂”项目，这个被广泛宣传的神奇阻碍剂项目，甚至得到了当时还极为罕见的电子计算机的支持，制作了10万张打孔卡片。
田纳西州的莫里斯除臭剂公司发明了一种油烟燃烧器，据称它适合任何类型的发动机。该公司的广告称，静电系统可以阻止“大多数烟雾排出”且“净化尾气”，并能够快速安装。实际在1961年之后，洛杉矶档案中关于小装置没有记录的太多，因为小发明实在太多而无法一一记录。这种情况到1978年，热情才告消退，但平均每天仍有一个。其中，多数有关雾霾治理的建议就像50、60年代一样不切实际：人工增雨、暴雨排水道、山顶排风、太阳能发射镜、植树以及大气“空调器”……等等。
除了不靠谱的“小发明”之外，科学家也没闲着，但同样也不靠谱。当时的权威气象学家欧文·克里克，因为成功预测了诺曼底登陆日的天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气象学的学术权威，而他成为第一个叫卖“空中排污”系统的人。克里克华而不实的发明是以排风的传统理念为基础，但融合了先进的管道和推进装置。他的设计是将烟雾通过进气口吸入管道，然后发电机将气体抽入排气烟囱，这些烟囱比150层楼都要高，出口在天空的逆温层之上。虽然美国人天生对机械比较狂热，但还是没人敢投资这位专家的计划。
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以及洛杉矶最精明的商人之一贝克曼教授，认为二氧化硫浓度在洛杉矶盆地是微不足道的。他认为，二氧化硫不是造成光化学污染烟雾的危险物质，天然气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危害更大。就在这些争论继续的同时，二氧化硫排放上升到每天500吨。
空中文字广告公司也处境危急，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用油状物在空中喷字会进一步污染空气。而洛杉矶的居民做出的反应是，商店里开始出现一些石棉防火服以及毒气面罩——烟雾保护服，价格不详。束手无策的洛杉矶县的官员们，有病乱投医，无限扩大监管权力，甚至要求任何人在安装或者使用价值超过300美元并且会产生烟雾的设备时，都要首先提交一份申请。
类似的情况，中国也是一样的。
著名的媒体人杨恒均认为，北京消失 ，是权力集中在捣鬼！他指出，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差劲的政府管理都要为严重污染负责，而这其中都有权力集中在捣鬼。例如北京，这些年几乎把全国的政治、经济权力，甚至社会资源和媒体都集中在自己麾下，成为全世界权力集中的一个奇葩，难道没有专家研究一下，处于内陆的北京的空气根本无法承受这么多人？在权力如此集中时，即便北京人享受了超过全国人均20多倍的公共资源，也无法逃脱严重雾霾的折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现象，各种资源朝着权力集中之地聚拢（如省会城市），又直接导致了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加剧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这种权力集中管制模式的改变，恐怕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负责人认为，北京雾霾的主要原因是汽车尾气而非供暖！供暖只是压垮空气质量的最后一根稻草。表面看是供暖导致雾霾，但根子还是供暖结构和消费模式不合理。我国北方绝大部分地区城镇和农村建筑的采暖是依靠燃煤，而且存在大量低质煤。城市大院、农村民宅使用的独立小锅炉比较多，污染物的排放就比较大 。
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王会军在其主笔的《我国霾污染及气候变化的影响》的报告中称，东亚冬季风减弱、副热带西太平洋海温异常、北极秋季海冰减少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2015年华北地区或东部地区的霾发生频数和严重程度。但是，这一解释并无法让人满意。最近30年，厄尔尼诺现象基本上每3到5年就会发生一次，但绝对不是每一次都引发了雾霾。至于更早以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尝试发布了他们关于雾霾成因的量化分析报告——在北京2013年1月霾天期间，烹饪油烟对PM2.5的“贡献率”高达13%，相当于“北京地面扬尘”+“工业排放”占比的总和。
可想而知，这份报告出来之后就被骂惨了 。
四、突破来自不起眼的科学家
对于烟雾的研究，真正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两位科学家都是科学界的“小人物”。
始终跟踪烟雾事件的《时代周刊》，决定让圣路易斯教授雷蒙德·塔克到洛杉矶进行实地的分析检测，试图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因为圣路易斯这个小镇的居民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曾经都呼吸着肮脏、碳含量很高的空气，但是后来当地政府任命塔克为烟雾委员会成员，在当地报纸和无烟煤的帮助下，他给这个中西部的小镇带来了新鲜空气。所以，对于《时代周刊》来说，他算是经受住了实战的考验。
塔克在仅仅经过为期两周的拜访与调查后，他敏锐地将制造业中排放的废物与洛杉矶温暖浑浊的天气联系起来。塔克指出，在过去的五年里，当地的工业生产活动翻了一番，从工业区的烟窗、冷却池、锅炉储藏罐中释放出可怕的混合烟雾、粉尘、废气和气味。他在当时就敏锐地将城市化与空气污染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口爆炸，城市人口从二战前的90万人迅速增长到370万人。所有这一切，导致这里原来地中海式的气候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即便在上世纪的那个时期，塔克也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在繁荣的背景之下，硫以及化学家族中的相似元素应为首要关注的对象，对空气中漂浮的那些只有在停尸房或者金属回收站才有的化合物反而不必过于担忧。
机动车的废气也是次要的帮凶，因为在1941年至1944年的时间段里，洛杉矶的汽车交通属于下降状态，尽管汽车尾气很可能与污染有关。塔克解释道，但是现在污染物的成分跟尾气不一样，所以尾气绝不是造成污染的唯一原因。塔克的报告和解释，在此后的六十多年里，成为了世界环境治理的教条，对于任何产生空气污染的项目，他在报告中声明必须在源头加以控制，我们无法控制大气，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排放。
塔克的发现与北京以及中国对于空气污染的原因，以及与“所谓的科学分析”是如此的近似，要么说明现阶段中国对于空气污染的认识与上世纪四十年代塔克的认识是一致的，要么就说明现阶段我们的认识是如此的无知与落后。
同样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一位眼神明亮、气质文雅的化学家阿里·哈根·斯米特出现了，这位信奉简单快乐的化学家是专门研究香味的，他一向陶醉于花间月下，静静地、仿佛与世无争地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他只是偶然卷入到空气污染的战争当中。一天，他想放松一下，走出试验室，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他呼吸到的是一种类似漂白剂气味的空气，绝对不会令人神清气爽，49岁的他患上了严重咳嗽，干咳让他决定研究大气污染。
他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简单的装置，只用了区区350美元，用于研究烟雾的化学特征，以及对植物和人体的危害，并在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取得了美国科学同行6年多都没有获得的结果。这个装置的研究结果，对洛杉矶甚至整个美国的经济发展砸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通过科学研究指出，汽车和石油业该对洛杉矶的烟雾事件负责。他的研究与塔克报告相同，都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由于人口和工业的快速增长，汽车和石油业都把这里视为全球最肥沃的市场。
战后的洛杉矶，承载着过多的人口以至于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遭到破坏。斯密特这个欧洲荷兰人直觉的认为，造成视力模糊的原因是空气中弥漫的氧化颗粒物，这些颗粒物除了影响健康之外，还污染和破坏庄稼的生长。斯米特将矛头对准了汽车，认为汽车排放是污染的重要源头，以前汽车排放占南加州污染的2/3，而当时已经占到了85%至90%。洛杉矶的情况与众不同，他的汽车使用量大大超越其他城市，此后加州和洛杉矶加大了汽车尾气的治理，不过结果却是非常具有戏剧性，因为科学上并不能确定污染控制技术改进数百万车辆，将会导致洛杉矶出现的各种副作用。于是，生产各种尾气排放装置的制造商赚到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却依然很差。很多新技术生产制造的引擎，虽然声称会燃烧掉更多未完全燃烧的气体，但同时却也排放出比预期更多的氮氧化物。当然，这是后话。
在当时，斯密特的研究结果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汽车工业以及汽车工业附属的智库机构，对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斯坦福研究所甚至派出研究员，寸步不离的对斯米特进行了跟踪和监视，这让斯米特感觉非常愤怒，被彻底激怒的斯米特此后卷入大量论战，谴责经济飞速增长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五、不能依赖政府
中国人喜欢万事找政府，美国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阶段。不过，此后他们认识到，这样做根本靠不住。
旧的方法无法再降低空气污染了，如果数百万车辆排放的尾气不能被自然的风吹走，那么，你很难在像洛杉矶一样平铺建设的庞大城市群中保持健康的空气环境。你不能只盯紧制造商，迫使他们取得技术上的突破，空气污染的现实，需要持续要求市民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自我牺牲。
阿里·哈根·斯米特，这位发现光化学空气污染起源的科学家谴责了现代人，他写道：对于内燃机的恶毒攻击，有时候是非常愚蠢，机器并不是麻烦的来源，使用机器才是真凶。谁说我们一定要驱动一辆3000-4000磅的车去运送一个160磅的人。人和人的行为，人的生活方式才是污染的根源。
加州的“万人迷”杰里·布朗州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无奈地建议人们，应该从宗教伦理中寻求帮助，而不是万事都依靠政府来解决，包括危及自身的大气污染。他的无奈其实有情可原，这就像一个中年人因为选择了“沙发+土豆”的生活方式以及垃圾食品的影响，会患上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洛杉矶人仅仅是吃药而没有选择改变食谱和进行锻炼，因为这些都需要基于“不辛苦、无所得”哲学的自我约束和自律。类似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烟雾也是不自律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自身失调这两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综合征。
洛杉矶虽然号称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自己“空气政策”的地方，但是一位新上任的空气污染控制局局长吃惊的发现，检察员们将大部分罚单开给了一家知名的外卖餐馆，而不是火力发电厂和石油提炼厂。因为这家餐馆就在市区，就在检查员们的隔壁，他们讨厌这家餐馆散发的油烟而开出罚单。对那些主要污染者，比如石油提炼厂和工厂，在检查前他们却会提前打电话通知。这位局长感叹道，“这是如此的荒谬”。
甚至法律也帮不上多大的忙。
加州政府为资助穷人治疗呼吸道疾病，起诉汽车制造商赔偿1亿美元。这种案例与类似案例一样，反复曲折，结果在1969年10月8日，不顾人民大众的抗议和反对，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杰西·柯蒂斯批准了这个案例和解，他认为烟雾问题根本无关司法。加州政府为了保住现在洛杉矶著名的“共享车道”（CAR POOL），也进行过艰苦的法律奋战。准备了3000多页的法律文件，花费了6000多万美元。
环保部门为了争取有利的法律支持，曾经长时期孤军奋战。他们要与汽车制造商博弈，要与联邦政府的法律搏斗，还要与被惹怒了的、疯狂抗议的路上的司机战斗。最后，终于在洛杉矶光化学雾霾事件之后的30年，也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里根政府执政期间，才在法律上获得进步，颁布了《联邦清洁空气法案》以及《加州环境质量法案》。可以想象，在这几十年中，在法律艰难出笼之前，空气污染始终在持续着。
其实，即便通过斗争《环保法》、减排措施和方案能够控制住洛杉矶的烟雾，但是新的问题在历史长河中接踵而至：能源问题、二氧化碳减排、全球变暖等等。最终，人们将会知道舒适但高能源消耗的现代生活方式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面对这一事实，多数人仍在妄想单纯凭借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来治理污染，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今天，地球上的人们互相影响，谁都不能独善其身，这是问题的根本，也是问题的结果。
六、治霾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洛杉矶与空气污染的战争，从1943年7月8日，洛杉矶出现第一场有记录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个污染治理工作持续了70年之久，时至今日还在继续。世界上的烟雾（smog）种类有很多，也因此有不同的名称，有称为光化学雾霾，有称为尘霾，有的更是简单的称为有毒空气。这些烟雾的形成，都受到地理、城市和产业的影响，但它对于人类的伤害是一致的，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也差距不大。对于治理中国的雾霾天气，中国政府部门是高度重视的，科技部的官员就清楚地告诉中国社会，中国仅需要30年的时间，就可以成功治理雾霾天气。
这位官员引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治理雾霾与大气污染的措施与启示》专题报告研究成果认为 ，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雾霾治理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我国当前类似的污染阶段，目前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相关治理工作。“国外经验表明，雾霾可治，但是治理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他认为，在更加严格有效的环境管理要求及现代科技支撑下，我国治理雾霾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不断加强污染源头的控制、强化监测预警、严格管理和执法，同时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
虽然同样是依据洛杉矶治理雾霾的研究资料，但安邦咨询（ANBOUND）的智库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安邦咨询的智库学者现在能够告诉社会的，只有三个简单的、具有定律意义的研究结论：
·任何一样宣称能够传奇般控制雾霾的措施都是无效的，但所有的控制措施加在一起就非常有效。
·空气污染和雾霾，真正的罪魁祸首只有两个：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生活方式。
·产业发展，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所以要选择某个产业；产业的发展，应该由地理和生态环境来决定适宜在哪里发展。
这样的简单结论，专门从事战略预测和战略研究的安邦咨询，已经讲了十几年，很多研究结论都是在上世纪末期就做出来的。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简单的结论，对于雾霾的治理而言，情形如同美国洛杉矶的那个时代一样，真实的作用微乎其微，烟雾和雾霾还在四处飘荡，而且范围越来越大。
早在上世纪末期，安邦咨询的智库学者就建议过北京要控制雾霾天气，具体的城市控制方法，就是要大力发展有轨电车系统，通过有轨电车系统重新引导、调整城市空间。这个计划得到了当时北京王岐山市长的肯定，但有关报告交给交通委之后，石沉大海。北京这个世界上的超大型城市，实际选择的是另外的一条路径：发展地铁。这个时候的北京，银行愿意提供贷款建地铁，但这是一条迟早要撞上债务墙的、不切实际的发展道路，而且能够建设的线路相当有限，完全赶不上城市扩张的速度。
所以，简单的结论之下，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
控制雾霾一定要尊重科学，而就应对雾霾的科学来说，一定是系统科学。这就是单一的措施，无论外表包装的多么华丽，结果也必将面对雾霾再度重来的挑战，这是没有用的。只有当系统性的措施，发挥合力的时候，严重污染的雾霾天气才能真正减少。这是研究雾霾，对抗雾霾的唯一办法，而且更多的是要依靠民众自觉的力量。
汽车的使用被广为指责，是政府部门对抗雾霾的主要对象。从美国到中国，几乎整个世界都瞄准了汽车工业。实际上，世界汽车工业早在19世纪就研制了电动汽车，在纽约，电动汽车也一度是最受出租车欢迎的交通工具。很少有人注意到，汽车的使用与城市化的关系，正是因为失败的城市空间规划，才使得汽车得以大量普及使用。洛杉矶是这样，北京也是这样。所以，追根究底是城市化造就了空气污染，从能源的大量需求，空调的大量使用，以及汽车和城市化都发挥了负面的作用。
问题在于人，以及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继续现在的生活方式，继续享受和追求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那么一切就无法改变。就像一位美国政治家对空气污染发出的怒吼，如果什么也不愿牺牲，自然什么也不会改变！从洛杉矶的经验来看，治理雾霾，不仅依赖政府环保单位的努力，还要更多地依赖研发机构、环保社团、产业部门等全社会的共同投入。事实上，上至州长市长下至贩夫走卒，无论执业医师还是社交名流，都对空气污染控制做出过贡献。
当然，治理空气污染的过程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为空气质量的改善，不仅与污染源控制有关，也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换、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阶段论，实际代表的是一种不良心态。如果在“胡吃海塞”与癌症之间做一选择，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节食而避免患癌症。更何况现在的世界发展经验，清楚警示着不记后果的经济增长是要不得的。任何一个产业，只有遵循产业和生态规律，才能健康发展，而不能以政府发展经济的愿望而改变这些规律。
至于，中国要用多少年才能结束让城市消失的雾霾天气？
我们相信这是一场长期的战斗，因为我们更长时间的产业调整，需要更长时间的城市空间调整，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准备法律，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才能说服大众选择理性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个时间还与雾霾的标准有关。如果用洛杉矶现在的天气标准来看，我们可能需要用将近百年时间；如果用不太严格的标准，那么也需要50年左右的时间。
来源：财经网2015年12月7日，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51207/402733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