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表现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不断追赶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40年，无疑是这个追赶过程中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不仅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且工业化的逻辑已经深入农业，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农业。但是在中国远没有达到西方国家发展水平的情况下，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无法延续过去的发展方式，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逻辑进入农业以后，在追求效率的目标下，农业趋于规模化和专业化，通过物质投入以改变农业的生态系统并重新形塑当地的社会系统，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既是乡村振兴的起点，也是乡村振兴的目标，要避免乡村的衰落需要将乡村产业重新嵌入当地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生态文明的提出明确表明了中国要转变发展方式，而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结合的策略，正是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实现生态文明的策略选择，因此，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乡村产业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一、农业的工业化

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现代化过程，其核心是通过专业化分工以提高效率，这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清楚的表述。在亚当·斯密看来，正是分工使每个生产者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并通过市场交换，提高了社会的生产能力，促进了社会的富裕。亚当·斯密指出，“在一个施政完善的社会中，分工之后，各行各业产出大增，因此可以达到全面富裕的状况，将财富普及到最下层人民。每个工人的产出，除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外，还有大量的产品可以自由处理，其他每个工人的处境也都一样，因此能以自己的大量产品，交换大量的产品，或者说，交换其他工人的大量产品。自己大量供应别人所需的物品，而别人也同样大量供应自己所需的物品，于是普遍富裕的状况自然而然地扩散至每个社会阶层”。

在亚当·斯密看来，这种分工对农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尽管因为农业的自然属性，农业内部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进行精细分工，但是城镇与乡村的分离却给农村带来了福利。因为城镇经济发展不仅给农产品提供了市场，而且也促进了土地交易以及将新的观念和新的秩序导入乡村，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并不足以减少城市和乡村的不平等。在亚当·斯密看来，尽管富裕国家的农村通常比贫穷国家的农村要好，但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上，乡村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上，乡村向城市输出了初级产品，而城市向乡村输出的是高价值的加工产品；另外一方面也在于农业没有分化，与基于分工的城市工商业相比较，农业的生产效率低，例如，农民有大量闲暇时间，他们需要掌握更多的技术，甚至因为没有计件工资，他们工作的勤奋程度远远低于城市工匠。

工业社会的逻辑在于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由于贸易的广泛存在，使生产出来的更多产品可以变为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内部所产生的变化有限，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限制了农业分工的发展，但是城乡分工使农村成为提供初级产品的生产者，并将农村置于不利的地位。

农业内部的分工开始于H.孟德拉斯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今天，农业较迟地经历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他已经逃避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等待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会改变很多自然机制的原子革命。借助于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内燃机使机器作用于固定的劳动资料上，从而战胜了空间的约束。化学和植物学的进步使生物节奏可以得以加速，并调节和提高果实产量，时间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克服了”。H.孟德拉斯正确地指出，工业社会的逻辑渗透进农业社会，分工不仅仅存在于城乡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农业内部，如同工业一样，农业日趋专业化。当工业的逻辑完全主导了农业以后，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正是在这个逻辑下，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往往是农业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高效的分工创造了高效的农业，农产品的产量远远高于消费的需求，但是工业化的农业本质上是以消耗更多的资源为代价生产更多的农产品，这种生产方式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首先，农业带来了严重的自然资源退化和环境污染。在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下，农业产量提升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伴随着农业产量提高的是化肥和农药的大量施用、水资源的大量消耗以及由此引发的农业污染问题和土地退化问题日益严重。化肥、农药和水资源的大量消耗既是工业化农业所带来的问题，也是工业化农业问题的解决途径。工业化农业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市场需求而日益专业化，因为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批发—零售的市场链或集中的大宗采购，都需要大量达到统一标准的农产品，这必然带来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原有的多样化作物品种和自然环境无法满足工业化农业的需求，就要求生产者去改变作物品种和自然，使之适合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农业就是更深入的驯化过程，在驯化作物的同时也在驯化自然。

当然农业从产生以来就是对作物和环境的驯化过程，长期以来农民就通过平整土地、开垦梯田和增加灌溉设施来驯化自然，不断进行品种选择以驯化作物，但是在工业化时代，普遍使用的农药、化肥和灌溉用水远远超出了自然的承载能力，造成了资源的严重破坏。人们试图通过农业工业化来解决农业污染问题，例如，提高农业的规模化水平和政府的监管水平以促进农业企业减少农药和化肥施用，并提高生产技术以减少资源消耗，但是往往在解决了一个问题以后又带来其他问题。

其次，工业化的农业也带来了食品安全问题。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以及土地和水污染也都会反映到食品质量上，造成农产品的重金属、农药残留超标以及食品质量下降等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业化生产模式下对效率的追求所导致的，例如，要低成本、高效率地生产畜禽产品，就必然会增加单位面积的饲养数量，由此导致畜禽抗病能力下降，在这种生产模式下，使用抗生素就几乎不可避免。同样持续化的单一作物种植也使病虫害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而增加了农药使用。在工业化农业模式下，食品安全的风险几乎存在于生产和销售的每一个链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风险之一。

在工业化农业的模式下，解决食品安全的思路有两条：第一是强化监管，也就是制定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以及完善包括食品追踪体系在内的监管机制，但是这种监管成本高且容易出现监管的失灵，因为要对众多生产者进行监管，经常因为成本过高而在实践层面不可行。当监管众多小生产者不可能的时候，人们便寄希望于用大型生产者替代众多小生产者，因为生产者数量的减少可以减少监管成本，但是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并进一步排挤小农户。当大型生产厂家也不能保障食物安全的时候，监管机制就从保证安全食物退缩到处罚生产不安全食物的生产者，食物生产追踪的机制就是建立在处罚基础上的。事实上监管只能保障最低的食物安全，并不能保障高质量的食物，因而就出现了第二种思路，也就是工业化背景下的有机农业，在更加高度人工化的环境中生产更加人工化的农产品，包括完全在营养液中生长出来的农产品。完全人工环境中生产的绿色产品或有机产品，已经越来越像是工业产品，而非农产品了，这种方式生产的食物也许可以减少农药使用，但是与天然食物相去甚远。

再次，工业化农业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业化农业在追求规模化的同时也在推动农村人口外流，从而造成农村的解体。农村原本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一个生存空间，在农村有多种产业、多种人群，但是在工业化农业发展以后，农村唯一的职能是为城市生产农副产品。农村功能的单一和农业的规模扩大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功能单一的农村将与农业生产无关的人口排挤出农村，当农村不再作为文化的生产地，农村的文人和艺术家便离开了农村；当农村不再承担教育功能，乡村教师离开了农村；当农业技术改进的大本营不在乡村而在大学实验室以后，乡村技术员也开始离开农村。同时从事农业的农民也受到机器的排挤，随着土地、道路和灌溉系统的完善，农业越来越依赖机械而不是劳动力的投入。在工业化农业中，农村人口减少和农场规模扩大是相互促进的，人口减少刺激了农场扩大规模，而扩大的农场进一步排挤人口。在这个过程中，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平原地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而山地、丘陵等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土地被抛荒。

农业工业化所产生的问题已经被强烈质疑，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怀疑工业化农业，转而探索新的农业生产方式。

二、无法完成的农业工业化

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以最快的速度复制了城乡分工到农业工业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决策者试图通过集体化克服小农的弱点，但是其结果却是失败的，小农的弱点不仅没有被克服，城乡分割反而进一步加剧；经过农村改革，农村重建了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但是在经历短暂的乡村发展以后，迅速进入到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工业化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农业开始进入了农业工业化的时代，农业产业化是其标志，但是在尚未达到西方发展水平的时候，中国农村已经开始遭遇到在工业化农业的框架内无法解决的难题。

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开始于苏联，在列宁看来，电气化和集体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之路，列宁有关农业现代化的观点和苏联的经验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试图通过集体化来克服传统小农的弱点，同时在集体化的过程中，加速电气化。单纯地扩大农业生产组织规模可以克服小农的一些弱点，例如，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完成了一些原来分散的农村所无法完成的土地改造和水利设施建设项目，但是集体化也带来了生产组织、管理、分配等多方面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通过重建小农经济以克服人民公社所带来的问题。

尽管通过土地的重新分配，中国的小农社会得以重建，但是这种小农社会是不稳定的，因为新的小农社会是建立在城乡分工基础上的。首先，长期以来，农村被置于服务城市的地位，为城市提供农副产品，并因为这种不平等关系导致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叠加上东西部的差距，城乡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当城市和乡村的壁垒出现松动以后，开始出现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乡村的空心化、老龄化随之出现。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乡村被置于不利的地位。由于乡村劳动力减少导致乡村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在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的减少。乡村劳动力减少和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上升直接促进了农业领域中以资本替代劳动，从而迅速推动了农业的工业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政策推动下，工业的生产逻辑迅速深入农业生产中，这表现为专业化、规模化和人工化。由于农业生产的目的越来越不是满足农民的需求，而是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了与专业化的销售相适应，农业越来越趋于专业化生产。多样分散的农业生产模式被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迅速取代。在市场竞争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失去竞争能力，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获得竞争优势，尽管中国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的规模化还远远小于西方国家，但是规模化的生产逻辑已经渗透进入农业生产。

农业原本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而自然资源又是千差万别的，由此形成了农业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与工业化的农业并不适应，要使工业化的农业顺利进行就需要改变环境，使之适应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农业，因此农业生产越来越是在人工化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粮食产量持续提高正是伴随着对农业生产环境的巨大改造，例如，地膜和塑料大棚的广泛使用创造了标准化的气候，减弱了气候对农业的影响，大量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使土地肥力标准化，减弱了土地条件的影响，其结果就使农业生产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提供市场所需要的农产品。

以工业化的标准来看，过去40年中国农业是发展最快的40年。例如，农业设施从无到有，到2017年末，全国农业设施数量3360万个，占地面积2969千公顷，温室大棚占地面积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大中型拖拉机670万台，联合收割机199万台，分别是1978年的12倍和100倍；从1978年到2017年，农田灌溉面积从7亿亩增加到10.2亿亩；在经历了小农经济重建以后，农业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6年耕地规模化(南方50亩以上，北方100亩以上)耕种面积占全部实际耕地面积的比重为18.6%，畜禽养殖的规模化水平更高，生猪和家禽的规模化养殖分别占到62.9%和73.9%。农业工业化的结果是农副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例如，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00多亿斤增加到2017年的1.3万亿斤；肉产品增加速度更快，猪肉翻了5倍，牛肉和羊肉分别增长了20倍和10倍。

但是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工业化的农业也遇到了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是用差不多4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4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且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低，因此农村环境和资源问题在中国以更加集中的方式爆发出来。

首先，农业生产所赖以存在的自然资源和环境遭遇到严重的危机。宋洪远等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环境破坏和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判断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短期之内难以逆转，“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扭转。一方面，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染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虽经治理但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转变，农业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将呈继续增加态势，农民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和种类都将继续增加。因此，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短期内将难以得到根本扭转”。在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模式下，不管是小农户的生产或规模化经营主体，都存在着强烈的冲动，希望通过资本投入以减少劳动力投入，但是资本投入往往最终体现为自然资源的消耗⑩，例如，停止中耕保墒加剧土地的蒸腾作用，从而造成了水资源的短缺。笔者在内蒙古东部的调查也发现，随着农业开发，地下水储量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减少了几乎一半。

其次，在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水平下，中国已经进入了农村空心化和劳动力短缺时期。农村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土地撂荒现象普遍存在，笔者于2019年在黄土高原访问了一个村子，村庄有超过1/3的土地被抛荒，农民说，如果三年连续不耕种，农地就会彻底成为荒地，不能继续耕种了，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发生。2011年国土资源部透露的一个数据表明，全国撂荒土地面积为3000万亩。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以机器替代劳动，尽管可能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一条途径，但是由于资本下乡多集中在经济作物种植，很难解决种植粮食的土地抛荒问题。

再次，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以更加集中的方式爆发出来，波及食物生产的所有领域，从奶制品、畜禽饲养和粮食种植，食物安全的重大事件多次发生。食物安全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其频繁地多领域爆发，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现有食物生产体系中，这种现象难以避免。

面临这些如此严重的问题，农业工业化在中国已经难以为继，在中国，改变工业化的农业发展模式更为迫切。

三、实现乡村振兴，重建人与自然关系：改变农业工业化的必然之路

在H.孟德拉斯看来，继第二次革命以后的第三次革命是在原子层面的，也就是在生物层面上的革命。农业不仅依靠工业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农业的制约，而且更深入到作物的内部，改变其遗传特性，这种革命的迹象已经出现，例如，不依靠种子而繁育作物，甚至通过改变其基因培育出自然界不曾出现的物种，食物的生产可以脱离土地和自然而独立存在。但是这种革命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至今不仅推进缓慢且受到众多质疑。在工业化农业的风险已经日益严重，而第三次革命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重新与自然建立关系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由于农业工业化的问题集中爆发，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其意义在于重新构建一种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话语，乡村振兴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关键，因为乡村可以成为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应该被理解为从追赶西方工业化的话语中摆脱出来，建立了新的发展话语。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内在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抉择，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解读这个意见的时候也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局限于‘种草种树’‘末端治理’，而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方面面，并与生产力布局、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理念、制度体制紧密相关，是一项全面而系统的工程，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绿色变革，必须人人有责、共建共享”。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乡村振兴是在生态文明的话语下，因此生态文明规定了乡村振兴的道路选择。

首先，乡村振兴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乡村融生产、生活和环境为一体，与城市不同，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本质上是高度依赖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但是在工业化农业的驱使下，乡村的发展越来越脱离自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在随后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将这个方针表述为“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本”。之所以说生态宜居是关键，因为生态宜居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方向，生态宜居决定了产业发展和生活富裕的选择。

其次，乡村振兴要重建多样性。与城市的分工体系不同，城市的多样性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因为城市包容了大量功能独立的单元，从而形成了城市的多样性，而乡村是集多样性于一体的，任何一个小的社会单元都承担了多重职能，与有机体类似，一个家庭、一个村社都是一个复杂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可以因其多样性而独立生存，同时众多细胞又相互依存。亚当·斯密曾经说一个农民要想在乡村生活就需要学习多种技能，这在他看来是分工不发达的表现，但是乡村生产和生活的多样性恰恰是需要多种技能。乡村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多样性能否得到恢复和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地将乡村变成旅游景点，或者将乡村变成一个工厂车间都不足以促进乡村振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今后几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但是如果将乡村振兴看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shx/202006/t20200618_5144855.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