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运用信任演化理论分析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变更后的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研究发现以下结论。一方面，“社区能人基于声誉的信任—谋算和了解型信任培育社区共同体—网络结构信任与社区公共性形成”是水源社区公共性的生成和演化路径：首先，提供集体行动初始成本的社区能人在社区内建立起基于声誉的信任，触发公共性生长；其次，社区商业的谋算型信任和居民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发展的了解型信任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最后，社区网络密度提升促进业主会议成型，封闭网络结构信任标志着社区公共性形成。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有赖于网络结构信任的形成和延续，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即为社区内人际信任向网络结构信任的转化过程，是机会空间、产权激励、能人领导、成员互信、持续性社区公共事务参与五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人际信任到网络结构信任的社区公共性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可与既有的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研究对话，是对信任演化理论的具体化运用，支持了关键群体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社区治理等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公共性/信任/人际信任/网络结构信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YJC840019）；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2017BSHYDZZ59）。
作者简介：帅满，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本校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信任研究、社区研究、社会网络研究、劳工研究。
公共性是指参与，即民众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自愿参与公共空间的塑造，实现从私人向公众的转化，具有共同利益、为了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等特征，参与程序的公共性指程序的公开和公平，人们在平等对话中达成共识（李友梅、肖瑛、黄晓春，2012）。公共服务提供、公共利益表达、公共精神传递是公共性的具体内涵（郑永君，2018），个人—共同体—公共性是公共性的生成路径（唐文玉，2015）。学界对公共性的探讨贯穿整个社会转型时期，既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理论界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法团主义理论适用性的探讨（Chan，1993；White，1993；Unger and Chan，1995；Foster，2001），本土行政吸纳社会理论的提出（康晓光、卢宪英、韩恒，2008）等，也包括对代表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和团体、社区等不同主体建构公共性可行性及其策略的观察和研究（赵秀梅，2004；张江华，2010；张紧跟，2012）等。
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从街居制到社区制的转变使中国城市形成了有别于行政自上而下管理的合作共治格局，行政组织和NGO、居民兴趣团体等社区组织等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夏建中，2008；闫臻，2018），村民自治的实施也使农村社区的公社制退出历史舞台，社区成为国家治理的单元（杨敏，2007）。社区是居民赖以生活和工作的载体，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号）强调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体系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社区公共性的高低不仅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个体和家户的工作与生活，也影响社区整合和社会稳定（冯钢，2012）。那么，社区公共性如何生成，背后存在何种作用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综述：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演化
按照研究视角不同，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演化研究可分为结构分析、社区要素分析、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三大类。结构分析以都市运动理论为思想资源，强调机会空间对社区行动产生、发展和维持的影响。城市业主围绕产权的维权抗争表现出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但行动力和制度限制往往使维权抗争陷入瓶颈（陈映芳，2006）。市民通过争取公民权利、积累生活智慧、以法维权、立法维权等策略营造社区集体维权行动的机会空间（施芸卿，2007；陈鹏，2010）。业主通过拆分国家的治理层级、拆分抽象国家的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双重身份、拆分具体国家的行政和经济职能等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机制来表达诉求、维护权益（施芸卿，2013）。业主维权行动在组织、制度和身份向度的扩展使之成为培育公共性的力量，改变了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刘子曦，2010；郭于华、沈原，2012；施芸卿，2015）。对广州解困房社区南新花苑居民运动的研究发现，市级政府单位直接管理架空了基层街道组织的控制力度，组织结构上的衔接缝隙成为居民自组织行动的机会空间，使居民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和维护（黄晓星，2011）。
社区要素分析侧重于分析空间、人口及其互动模式等内部要素对社区公共性建构的影响，总体而言，横向联结多、网络密度高、认同感强的社区更有可能产生建构和促进社区公共性的自组织行动。拥有较多资源，运用正式和非正式网络动员成员、塑造行动价值和目标，不断制造新议题、愿意承担集体行动初始成本的能人（Oliver and Marwell，1988；何艳玲、钟佩，2013；罗家德、孙瑜等，2013）在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社区成员在自组织行动过程中信任（罗家德、李智超，2012；帅满，2013）、监督（罗家德、侯贵松等，2013）、认同（吴理财，2011）、互惠（温莹莹，2013；曾凡木，2018）决定着社区公共性的形成和演化。高利用率的共享空间，社区成员身份同质、文化习性类似、闲暇时间多，居民在长期“洗楼梯”行动和喝早茶习惯中建构的紧密邻里关系和社区认同感等，促进了南新花苑居民的快速动员（黄晓星，2011）。
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比较了单位制和社区制时期社区治理结构、主体和效能的差异。单位制时期，单位自上而下向职工分配住房、福利等资源，街道和居委会则为单位查漏补缺，将单位管辖不够到位的儿童、老人、职工家属及其相关事务作为工作的主要范畴，此时的社区治理主体是行政机构，志愿团体和社区自组织稀缺，由于职工拥有的是房屋使用权，且经常搬动，社区建设的参与度较低，房屋分配、维修等普遍存在“等、靠、要”心态；随着单位功能萎缩和住房商品化，到了社区制时期，国家与社会逐步形成“权变合作主义”格局，街道和居委会成为社区的管理机构，业主身份使居民基于产权的社区和邻里认同萌生，并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结成形式多样的社区自组织和志愿团体，社区而非单位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孙立平，2003：111-118；杨敏，2007；何艳玲，2007；桂勇，2008；夏建中，2008；郭于华、沈原，2012）。因此，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带来的社区治理结构和主体的变迁是研究社区公共性生成的宏观制度背景，住房产权则成为社区认同凝聚、社区公共性生成的内在动力。
综上所述，结构分析、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关注宏观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建构社区公共性行动的影响，后者尤为强调产权在社区公共性形成中的重要性，长于把控社区公共性发展的总体格局和趋势；社区要素分析从中观视角出发探讨不同要素对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的影响，长于探索影响社区公共性的要素和因果机制。然而，既有研究对社区公共性建构的动态演化过程关注不足，没有探讨社区共同体的触发和形成机制，且未对结构分析中论及的由于结构性衔接不畅而赋予社区自组织行动机会空间社区的公共性生成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
结构分析、社区要素分析、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三者结合不仅可以实现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的有效互补，也有助于丰富对不同国家与社区关系背景下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水源社区①为例，探讨个人—共同体—公共性的生成过程和作用机制：一方面，将因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变更而产生集体行动机会空间的社区作为案例，研究“权力真空”状态下的社区公共性建构为何种类型、有何特点，既限定了社区公共性建构的制度背景，也可以拓展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的类型；另一方面，对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拓展既有静态分析的不足。具体而言，本文选择社会结构分析（福山，2001；卢曼，2005；郑也夫，2001）、社区治理（帕特南，2001；胡荣、李静雅，2006；罗家德、帅满、杨鲲昊，2017）和主体间互动研究（格兰诺维特，2007：7-11；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翟学伟，2014）共同强调的信任作为分析着眼点，探讨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作用机制，即将社区内的信任演化阶段置于公共性生成的个体—共同体—公共性分析框架内，从信任视角探讨社区公共性的建构过程和演化路径。
（二）分析框架：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机制
信任有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韦伯，2010）、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卢曼，2005）等分类，制度、人格特质、认同、吓阻、计算、情感、社会交换、互相为利等均是信任的来源（Luo，2005）。信任演化理论分析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演化及不同维度信任的转化和演变：
其一，人际信任演化研究关注人际信任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在关系本位的中国社会，人际信任是人情、人伦、人缘三位一体的差序格局式关系信任（费孝通，1998；翟学伟，1993，2003），人际信任依家人、熟人、认识之人、陌生人等不同而递减（Hwang，1987；杨国枢，1993；李伟民、梁玉成，2002）。增进入际信任，意味着要通过“拟亲化”或“类别的关系化”等方式，把外人转化为“自己人”（杨宜音，1999，2008），从圈子外围成员转为圈子内核的班底成员（Luo and Cheng，2015；Luo et al.，2016）。国人的人际信任发展包括知根知底、知人知面、知己之心三个阶段（杨中芳、彭泗清，1999）。市民自组织中的人际信任依次经过认同、谋算、了解、拟似家人四个发展阶段，显示了华人人际交往的特殊性和人际信任演化的普遍性特征（帅满，2013）。
其二，制度信任演化研究关注制度信任的形成机制和影响要素。房莉杰（2009）认为，制度信任中的“制度”指制度规则及其实施规则的组织和角色，制度信任意味着制度受众信任某项具体制度，相信这项制度有利于自己，并且能够有效实施，制度信任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从心理到行为的五阶段过程：社会化使制度环境内化于个人，形成信任倾向，积累信任经验；根据制度规则传达的信息，制度受众权衡成本收益；制度受众判断实施规则的角色在多大程度上可信；制度受众形成具体的信任态度；制度受众做出遵从或不遵从制度规定的行为。制度环境会影响成本收益率和实施者可能的执行情况，从而决定制度受众的信任态度和行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受到农民信任，是因为说服与政治动员、加大资助特殊群体、引入家庭账户、提高补偿程度、信息公开等触发机制起到正反馈作用，使农民对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形成了稳定的预期（赵德余，2010）。
其三，不同维度信任转变与演化研究提出了不同维度信任演化的概念工具，并提出了社会信任的发展和提升路径。吸收社会网络理论，依据网络结构，既有研究对信任形态进行了划分，包括以封闭网络结构为基础的信任、以认同为基础的信任、以口碑为基础的信任、关系网动员而产生的小团体等类型（罗家德、李智超，2012）。在此基础上，有研究将网络结构信任作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转化与演变研究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认为网络封闭程度、圈层结构完整度、结构洞多少、网络互联性和可达性高低、网络密度和网络规模大小等是判断网络结构信任强弱的指标；在自组织过程中，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宪法规则的确立会推动网络结构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化（帅满，2016）。中国是低信任度社会，人际信任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基础上（韦伯，2010；福山，2001），建立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是提升社会信任、完成转型时期社会信任重建的必由之路（张静，1997；翟学伟，2003；周怡，2013）。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都将人际信任演化分为陌生人/谋算型、熟人/了解型、家人或拟似家人/认同型等阶段，呈现了人际信任的动态演化过程；制度信任受个体信任倾向和信任经验、成本收益率、触发机制、制度环境等诸多要素影响；人际信任、网络结构信任、制度信任是不同维度的信任转变和演化路径，提升社会信任有赖于信任结构实现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转变。因此，从横向类型划分的角度而言，微观到宏观的信任演化顺序依次是：特殊信任（陌生人/谋算型信任、熟人/了解型信任、家人或拟似家人/认同型信任）、网络结构信任、制度或系统信任；从纵向升级演化阶段而言，信任发展次序是：谋算型信任（互相为利型信任、陌生人信任）、了解型信任（人际信任、特殊信任）、认同型信任（网络结构信任、制度信任）。本文拟将横向信任类型划分整合进信任纵向升级演化分析，运用个体（基于声誉的信任）—共同体（从谋算型信任到了解型信任）—公共性（认同型信任，网络结构信任）的分析框架，探讨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逻辑。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简介
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机制研究目的决定了本文适合采用个案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和擅长把握情境性、经验性、复杂性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孙立平，2000）。水源社区位于湖南省地级市和平市市区。该社区因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变更，具备在“权力真空”状态下发展社区公共性的条件。2002年，和平市水利局把六栋多余单位福利房以商品房形式出售，并用围墙与福利房隔开，成为不享受水利局水费减免与物业服务的独立社区——水源社区。由于社区建成时周边只有水利局等政府部门办公楼，配套设施不全，因此房价较低，200余套房源主要通过水利局职工的强弱连带传递售卖信息，业主多为看好新区房地产发展的公务员、白领等当地中上阶层群体。在将水源社区推向市场之时，水利局代表水源社区与水利局所属街道、居委会联系，为水源社区选择了物业服务提供商，并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2007年，水源社区与水利局所属街道、居委会签订的协议到期，由于水源社区规模较小、业主较少，且初期入住率低，因此物业公司的利润率极低，在服务到期后不愿意续约，物业服务代表的市场治理机制从水源社区退场。而由于前期多由水利局代表水源社区与街道、居委会联系，因此街道、居委会在心理和情感上将水利局作为水源社区的挂靠单位，在水利局没有主动与之联系的情况下，除了例行办理居民个体化的证件办理业务，未能及时关注到水源社区的最新治理动态，使水源社区陷入了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状态。社区安全、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缺失使社区治理模式面临转型。
本文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收集资料：笔者所属社区治理和建设课题组成员为水源社区第一批购房入住居民，2004年起居住至今，熟悉水源社区概况、人际互动和社区治理大事件；2017年2月，课题组对18名相关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个案深度访谈，其中，6人为烟酒行、餐馆、麻将馆等社区商业店主、家人或工作人员，12人为社区居民及亲属。课题组将访谈录音整理成逐字稿，并按受访对象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本文对水源社区自治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及其人物进行较多着墨，从而呈现社区公共性培育的偶然性、复杂性，以及信任演化过程的动态性和脆弱性。具体而言，本文重点关注了社区能人巩先生主动承担社区物业服务费用、平息养狗纠纷，社区居民在烟酒行、餐馆、麻将馆等社区商业空间中的互动和网络经营，在社区停车问题、冯奶奶住院照顾事件中初见成效并得以例行化的业主会议等关键事件和过程。
二、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机制
国家和市场治理机制暂时退场后，社区能人因秉公协调社区养狗纠纷、承担公共服务成本而具有较高的可信赖性，在水源社区建立了基于声誉的信任，成为公共性的触发机制，社区功能得以运转，社区秩序得以维持。基于谋算型信任入驻水源社区的社区商业、基于社区商业平台互动形成的了解型信任发育出横向联结社区网络，社区共同体培育成型。在社区能人出现触发社区公共性萌生、社区网络联结培育出社区共同体的基础上，随着社区居民信任程度和社区网络密度的提升，以社区能人为中心的业主会议开始主导社区公共事务，形成了封闭的社区自治网络，水源社区的人际信任拓展为认同阶段的网络结构信任，社区公共性形成。能人承担初始成本维持的社区秩序使居民因被盗造成的本体性安全缺失得到缓解，是社区商业入驻、居民网络经营和共同体培育的社区背景和必要条件，与此同时，核心能人、依托社区商业形成的居民网络为全体业主承担物业费、业主会议召开奠定了组织和心理基础。
（一）公共性的触发机制：社区能人基于声誉的信任
可信赖性（trustworthiness）包括能力、诚实、互惠、一致性四个构面，一个或多个构面遭到破坏，个体的可信赖性会受到减损，他人对个体的信任程度会降低（Mishra，1996）。巩先生是水源社区的第一批居民，曾在水利局担任干部，在政府系统人脉较广，后辞职在家养病，他为人正直、热情大方，关系网规模较大。由于热心公共事务、政府人脉多，居委会和物业服务退出水源社区之前，巩先生便与街道、居委会接触颇多，熟悉社区事务办理流程，他的能力和为人使之在亲友和邻居圈中具有较高的可信赖性。
关键群体理论（critical mass theory）认为，作为集体行动先行者的关键群体具有较大的动员能力，可以起到表率作用，关键群体承担了集体行动发起的初始成本，是推动集体行动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关键群体可以在群体中获得较高的声誉回报（Oliver and Marwell，1988）。居委会和物业服务退出水源社区后，社区秩序维持成为难题。为了维持正常的社区居住生活，同时避免房产因管理不善而贬值，热心公益的巩先生主动承担起社区公共服务责任，扮演社区能人角色：“去找保洁公司每天派人清理我们小区的垃圾，确实是我去的，还有每栋楼的维修楼道的灯，小区里修剪草坪，也是我找了个物业公司，付钱给它，定期来给我们看一下。”（巩先生访谈）社区公共服务提供证实了巩先生的可信赖性，提升了巩先生的知名度，增进了社区居民对巩先生的信任。
社区能人购买的社区公共服务使社区基本功能得以正常运转，但保安和安保装置缺失使社区安全面临威胁。继一户一楼住户家里被偷空后，偷盗事件在水源社区屡次发生。信任缺失会出现信任的外部化等不同形式的适应性反应，并寻找信任功能替代品，即“作为个体的、个人的计谋设计出来用以应对在所有与他人的交易中因缺乏信任带来的持久的不确定性和连续的风险”（什托姆普卡，2005：155-158）。社区安保服务和设施缺乏，导致居民对社区治安和安全的信任缺失，作为一种适应性反应和信任功能替代品，居民开始饲养凶犬看家。
然而，养狗带来的安全隐患引发了激烈的社区冲突。一户居民的藏獒连续咬伤清晨去上班的女士和傍晚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后，社区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坚决反对社区内养狗，另一派支持养狗。在两派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为人热情、可信赖性高的巩先生被邻居找来调解纠纷：“有人说，我们都很相信你，你办事靠谱，就说要我帮忙协商。我觉得这件事确实很麻烦，如果不解决，说不定谁一激动做出什么偏激的事儿呢？我就答应了，叫他们来我家，让他们好好讨论出个结果，然后我听他们各自的说法，找个两边都能接受的方法，毕竟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如果有什么矛盾不解决，见面就太难受了。幸好大家还是信得过我，我也挺荣幸的，他们相信我。”（巩先生访谈）巩先生给出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藏獒户主赔偿被咬伤者医疗费；打死藏獒平息被咬伤家庭的愤怒；水源社区不允许养大型犬，只能养性格温和的小型宠物犬。与此同时，巩先生个人出资加强水源社区的安保设施，在各要道与楼道安装监控摄像头，在墙上铺设尖碎玻璃和栅栏。
信任的原始基础是熟悉的特征和过去的记录，信任以过去推论未来，以熟悉推论不熟悉，声誉简化了“过去”，成为过去与信任之间的媒介（郑也夫，2001：103-108）。巩先生秉公处理社区养狗纠纷、慷慨的社区公共投入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获得了越来越多居民的认可和信任。此后，有朋友主动提出分摊社区公共服务费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巩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小区里的朋友看我一个人出钱（觉得）对不起我，就跟我一起凑钱。”（巩先生访谈）社区能人基于声誉的信任成为水源社区公共性的触发机制。
（二）共同体的发育机制：社区商业的谋算型信任和社区居民的了解型信任
建成初期，水源社区附近只有政府办公楼，配套设施较少。随着社区周围建起多家大型商场和多栋写字楼，加之市重点小学、初中、高中均在步行距离以内，水源社区成为炙手可热的黄金地段。占据结构洞位置有利于玩家通过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赚取商业利益（Burt，1992），水源社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规模较大的人流量意味着潜在的商业价值。谋算型信任的基础和来源是理性计算，以利益最大化为行为法则，人际关系中工具性成分占多数，信任程度较浅（Lewicki and Bunker，1996/2003）。出于理性考量和利益谋算，烟酒行、餐馆、麻将馆等商业陆续入驻水源社区，社区商业店主与社区居民、周边公务员、白领、教师、建筑工人、学生等消费群体为陌生人，形成了互相为利的信任，此为谋算型信任发展阶段。社区商业的未预结局是搭建了社区居民接触、认识的“桥”，商业空间发挥了公共空间的功能，社区共同体开始发育。
为了覆盖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烟酒行开在水源社区的马路路口。由于水源社区和水利局的福利房社区同名，但入口不同，导致快递员送件往往送错地方。为了方便社区居民，同时增加烟酒行的客流量，烟酒行店主主动提出帮水源社区居民存放大件快递。因此，烟酒行成为购买烟酒顾客、取快递居民见面的场所。嗜好烟酒的居民卢先生与频繁收取儿子从英国寄来快递的张奶奶常在烟酒行相遇，由陌生人变成彼此认识、偶尔交流的邻居。
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2011年，在老家以做生意为生的王先生夫妇开始在水源社区门口经营自助餐馆。荤素搭配、品种多样、方便快捷的中餐迎合了社区居民及周边公务员、白领、教师的需求，15元“管饱”的经营策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送水工人于先生也是王先生餐馆的常客。餐馆不仅仅成为居民和市民就餐的地方，也为络绎不绝的客人提供了见面和认识的机会，成为促进社区和社会融合的社会空间：“有一次，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叔叔和我聊天，问我这餐馆是不是我爸妈开的，还说老板的女儿都在和他吃一样的饭，他觉得我爸妈的菜肯定很良心。”（王同学访谈）居民李女士和孙女士分别在附近写字楼和小学工作，由于常在餐馆见面，彼此打招呼认识；社区居民与公务员同事、朋友常在餐馆碰面；通过与餐馆客人交谈，王同学认识到了劳动的价值，消除了对建筑工人、送水工人等异质性群体的歧视和排斥。
与餐馆店主一样，为了让儿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胡先生和妻子刘女士从农村老家到水源社区开麻将馆。他们将租来的门面一分为二，一部分一家四口自住，一部分放麻将桌。麻将馆向顾客收取每人每小时10～30元的服务费，冬夏额外收取10元空调费。麻将馆使胡先生夫妇结识了包括常客肖先生、赵先生、彭先生、郭女士在内的大量本社区居民，同时，麻将馆也为居民认识和交流提供了机会，比如，在电信上班的郭女士与在邮政储蓄银行工作的赵先生相识于麻将馆，赵先生和彭先生常在麻将馆见面，在楼道相遇后打招呼并互留电话。
基于谋算型信任出现的烟酒行、餐馆、麻将馆等社区商业成为水源社区居民接触和交流的公共空间，扮演了“桥”的角色，使居民由陌生人变为认识之人。随着人际接触和感情靠拢的频率增加、持续时间增长，对方行为的可预测性会不断增强（Burt and Knez，1996/2003）。社区居民间的互惠随交往不断增多，人际信任随情感成分的增加而逐渐增强，成为工具性、情感性成分并存的混合性关系（Hwang，1987），水源社区的人际信任由谋算型发展为了解型信任（Lewicki and Bunker，1996/2003），社区共同体逐渐形成。
买烟酒的卢先生与取快递的张奶奶频繁在烟酒行相遇，两家结为互惠和信任程度很高的朋友关系，成为现代版“远亲不如近邻”的佳话。多次在烟酒行碰面后，卢先生主动帮张奶奶将张先生寄来的快递和信件送到她家里，并留下电话，让张奶奶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联系他。张先生担心卢先生有坏心眼，让母亲保持戒心，但卢先生帮忙取的快递均完好无损，张奶奶认为卢先生值得信任，也令张先生对卢先生心存感激。过年时，卢先生带儿子去给张奶奶拜年，并且不收红包，让张奶奶倍感温暖，此后，张先生会买一些英国高档酒寄给卢先生，张奶奶则经常邀请卢先生到家里吃饭，并劝诫他酗酒的危害，两个家庭日益亲近。
与孙女士在餐馆的相识给李女士带来了工作机会。2010年，李女士与同事发生争执，恰好工作合同到期，便从公司的人事管理岗位辞职。在餐馆与孙女士的相识和交流让李女士获得了异质性的求职信息，重新找到理想的工作：“她跟我说正好她学校招人，我想如果是行政岗位，和我之前的工作正好合适，就找她要了电话，去学校的网站上看有没有详细的招聘信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应聘。可能因为我有工作经验，和我原来的工作基本也没有太大区别，就让我留在学校工作了。”（李女士访谈）
麻将馆的胡先生夫妇与社区居民日渐熟悉，不仅给自己和朋友带来方便，也给社区带来便利：彭先生常主动帮忙照看胡先生的孩子，胡先生夫妇便经常邀请彭先生在麻将馆吃饭；在胡先生不知如何缴营业税时，常客肖先生亲自带胡先生去肖先生儿子工作的地税局个体经营户经营税柜台办理业务；胡先生的老乡蒋大爷流动于社区间，以磨菜刀为生，常被当成骗子，因此生意惨淡，居民也不得不坐车过桥到河东旧城区磨刀，费时费力。随着胡先生与麻将馆本社区客人熟悉程度加深，胡先生开始充当信任系统中介入（科尔曼，2008：169），将蒋大爷介绍给麻将馆客人认识，使蒋大爷逐渐得到水源社区居民的认可，生意越来越好，居民的生活也更加便利，实现了双赢。
与此同时，在麻将馆相识的居民也在频繁交往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型信任：郭女士去赵先生工作的银行办理业务时，获得了热情的接待和体贴的服务，两人由“麻友”成为朋友，联系日益紧密；在麻将馆和彭先生相遇多次后，赵先生给彭先生家送了地菜子煮鸡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经常相约一起打麻将。有一次，赵先生的妻子和儿子一家外出有事，家中无人做饭，彭先生的妻子也在单位食堂吃午饭，他自己不想做饭，胡先生便邀请彭先生和赵先生在麻将馆吃饭，使彭先生和赵先生的关系更进一步。此后，两家联系逐渐增多，彭先生的妻子与赵先生的妻子、儿子和儿媳妇见面都会打招呼，并互送自家做的蒿子糍粑、水果，节假日时互相串门、送礼品，给对方家庭贴对联和福字等，成为彼此信任的邻居和朋友关系。
（三）公共性的形成机制：业主会议与网络结构信任
社区能人巩先生提供的公共服务令其在水源社区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收获了居民对他的信任，触发社区公共性的生长。基于谋算型信任入驻社区的烟酒行、餐馆和麻将馆等社区商业，以及居民在社区商业建构的公共空间基础上形成的了解型信任，共同培育出社区内紧密的联系网，社区共同体开始发育和成长。随着居民间的互信程度不断提高，社区内的结构洞日益减少，网络密度不断提高，水源社区的关系型和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日渐丰富（罗家德、方震平，2014），给水源社区治理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社区公共事务层出不穷，随着社区居民的互信程度不断提升，巩先生决定在自己家中不定期召开业主会议，标志着以巩先生为中心的社区自治网络形成。业主会议的目的是促进社区居民参与，通过讨论和协商来解决社区矛盾和难题。会议召集人巩先生并非民主选举产生，参会实行自愿原则，参会业主也不固定，但业主会议的参会人员越来越多，每次都有几十人。业主会议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公共空间，起到增进社区成员交流和沟通、协调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作用。社区停车问题得以解决，显示了业主会议治理社区的有效性，冯奶奶住院照顾事件再次验证了社区自治模式的成功。
由于建成较早，水源社区没有设计停车场，且车库配比较低。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买车，停车空间日益紧张，很多居民便将车停在社区内的花坛旁边，不仅压缩了社区公共活动空间，也滋生了安全隐患和社区纠纷：“小孩子在楼底下玩，很容易就给车子碰了或者撞了……半夜估计都要3点多了，那次对面小陈就要开车回自己车库，结果有车堵在自己家里车库门口，他开不进去，在小区里转了好几圈硬是没找到停车的地方，他晚上喝了点酒脑子不清白，一生气就用钥匙把挡在车库前面那辆车给划了一道。”（巩先生访谈）安全隐患和车辆刮擦事件使巩先生下决心在自己家中召开“业主会议”，经过口口相传，有几十位业主出席会议，将巩先生家挤得水泄不通，大家畅所欲言，协商出解决停车问题的方法：业主尽量将车靠着花坛停整齐，如果挡住了其他人的车，就在车窗贴上手机号码，方便别人联系车主挪车让道。业主会议之后，水源社区的停车纠纷几乎绝迹，显示了社区自治的治理绩效。
冯奶奶照顾事件再一次表明业主会议具有良好的社区治理成效。2010年的一天，80多岁独居的冯奶奶绊倒，摔得楼道里都是血，居民翟先生马上叫来巩先生，两人一起将冯奶奶送进医院，由巩先生垫付了医药费。冯奶奶需要住院一段时间，但是她儿子在英国回不来，巩先生和翟先生也无法完全承担护理冯奶奶的工作，谁来照顾冯奶奶成为难题。巩先生再次在家中召开业主会议，讨论冯奶奶的护理照顾问题，业主会议决定：住院和医药费用应找冯奶奶的儿子报销；在冯奶奶的儿子回国之前，或冯奶奶可以自主生活之前，与冯奶奶有交情的业主应当主动承担照顾冯奶奶的责任，没有交情的业主也应尽一分力量。会后，居民轮流承担起照顾冯奶奶的责任，水源社区成为充满温情和关怀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随着社区居民互信程度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成本从社区能人承担转变为社区居民分摊。社区能人巩先生承担了水源社区的公共服务费用，包括安装安保装置和设备，联系物业公司清理垃圾、维修楼道的灯、修剪草坪等。养狗纠纷平息后，巩先生在水源社区建立起基于声誉的信任，巩先生的朋友主动提出分担社区公共服务费用。随着社区居民互信程度的提高，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将社区视为大家庭，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不断提升（罗家德、方震平，2014），认为社区是“我们的”，社区公共服务费用不应该由少数人承担，也应算自己一份：“后来，来分摊钱的人越来越多，基本就是整个小区一起出钱了。我每次交了钱都会把账单贴在下面的宣传板上，不想别人觉得我是不是贪了他们的钱。”（巩先生访谈）因此，水源社区形成了以巩先生为中心的社区网络，建立了基于封闭性的网络结构信任（Coleman，1990），随着人际信任转化为网络结构信任，水源社区内的信任由谋算、了解阶段演化为认同阶段，水源社区的公共性得以形成。
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三阶段对应着不同类型的信任，那么，公共性生成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其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信任演化逻辑？本文认为，这个过程有赖于如下几个关键要素的共同作用：其一，较大的自组织行动机会空间是社区公共性生成的结构背景，市场治理机制的暂时退场为居民自组织治理提供了契机，“权力真空”则避免了行政权力对社区的过度监管和控制；其二，产权在社区参与中具有隐形激励和推动作用，能人自发提供社区公共物品、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均与房产保值、增值的动机密不可分；其三，社区能人的领导角色及其可信赖性是公共性建构的推动力；其四，公共空间内的交往及其互信程度提升为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提供了组织与心理基础；其五，持续性的社区公共事务诱发的社区参与明晰了以业主会议为载体网络结构信任的构成和边界，社区公共性得以成型。
三、总结和讨论
在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研究中，结构分析、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强于把控社区公共性发展的总体格局和趋势，社区要素分析长于探索社区公共性建构、发展的影响要素和作用机制，但既有研究对社区公共性建构的动态演化过程关注不足，且忽视了由于结构性衔接不畅而赋予社区自组织行动机会空间社区的公共性生成过程研究。本文将三类研究结合，以信任演化为着眼点，探索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机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社区能人基于声誉的信任—谋算和了解型信任培育社区共同体—网络结构信任与社区公共性形成”是水源社区公共性的演化路径：首先，承担集体行动初始成本、主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社区能人因具有较高的可信赖性而在社区内建立起基于声誉的信任，成为公共性的触发机制；其次，社区商业的谋算型信任培育出社区公共空间，居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解型信任，横向联结增多、社区网络密度提升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最后，在社区能人触发公共性生长、社区共同体培育和成长基础上，以社区能人为中心的业主会议形成封闭网络结构信任，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社区公共性形成。
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有赖于网络结构信任的形成和延续，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即为社区内人际信任向网络结构信任的转化过程，是机会空间、产权激励、能人领导、成员互信、持续性社区公共事务参与五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机会空间、产权为公共性生成提供结构背景和内在动力，能人和成员的持续参与、互相信任是公共性生成的组织和心理基础，网络结构信任的出现和延续标志着公共性的生成和可持续性。没有信任，社区公共性将成无源之水，但仅有信任而无机会空间、产权激励、能人领导、持续性的社区公共事务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社区公共性也将无法生成，或生成后但不可持续。
本文可与如下理论和研究进行对话。首先，对“权力真空”状态社区的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研究丰富了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的结构分析讨论，也可以补充和完善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的社区类型。在政府和市场治理机制暂时退场后，水源社区具有社区自组织行动的契机和机会空间，业主没有向房屋建造主体水利局、当地街道等相关政府部门表达诉求，而是走上了社区自治之路。可见，机会空间是社区行动发生、公共性生成的必要条件，但社区公共性的表现形式，即为一次性的集结行动抑或长期的自组织和自治理模式，则与社区的地理位置、房屋产权、人口特质、社区公共事件、社区网络和信任演化等要素密不可分。由于结构性衔接不畅而赋予社区自组织行动机会空间社区的国家与社区关系不同于单位制社区和普通商品房小区，可推进对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的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
其次，丰富了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的社区要素构成分析，补充了对社区公共性动态演化过程关注的不足，人际信任演化与不同维度信任转化研究的结合也是对信任演化理论的具体运用。社区要素分析侧重强调空间、人口及其互动模式要素对社区公共性建构的影响，水源社区案例强调的机会空间、产权、持续性的社区公共事务要素是对既有研究的补充和丰富，运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对社区公共性建构和生成过程的分析则弥补了既有静态分析的不足。本文呈现了水源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基于声誉的信任、谋算型信任、了解型信任、网络结构信任的阶段性信任演化，社区内微观层次的人际信任演化为社区和团体层次的网络结构信任，社区治理模式也实现了从政府和市场治理模式到居民自建网络的自主治理模式的转型。
最后，支持了关键群体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社区治理等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社区能人在水源社区不仅承担了社区公共服务成本，也是业主会议这一社区自治网络的中心人物，显示了社区能人在社区自治中的重要性，证实了关键群体理论的解释力；社区商业扮演“桥”和信任中介角色，不仅支持了伯特的结构洞理论，也强调了社区公共空间在社区社会资本建构中的角色和地位；水源社区自主治理实践及其绩效对其他社区治理、对社会管理创新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建立个案分析基础上，能否普遍反映其他社区信任的演化和公共性的生成过程及其逻辑，仍有待检验。本文也留下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现象和议题：首先，水源社区公共性建构成功与社区规模较小、地理位置优越、业主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等要素密切相关，因此，复制水源社区自治模式，应透过现象看本质，核心在于增进社区成员的互信程度，实现人际信任向网络结构信任的转化，形成社区密网和治理机制，从而增进社区治理绩效。其次，公共空间在公共性生成中至关重要，商业空间则是社区公共空间建构的重要路径。水源社区的社区商业扮演了社区公共空间的角色，商业行为搭建了居民互动平台，增进了互信程度，因此，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除了重视政策性、公益性活动的社区社会资本建构功能，也应重视社区商业的角色和地位，引导商业发挥促进人际交往和信任提升的功能，为社区公共性的生成和发展贡献力量。最后，从人际信任拓展为网络结构信任后，制度信任尚未在水源社区出现，且社区自治面临能人搬离、后继无人等不确定因素，如何实现从网络结构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化，是包括水源社区在内的诸多社区、第三部门治理需要破解的难题。
注释：
①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出现的地名、人名均经过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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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shx/202002/t20200217_5089205.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