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观点节选自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分报告《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分化的重大现象、突出症结与破解思路》
一、高度关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结构性分化重大现象
第一，相比于东中西三大区域本板块，南北区域板块之间的经济结构性分化现象愈加显现，已经上升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首先，从图1提供的中国南方区域和北方区域的实际GDP增速的对比来看，在2012年之后，中国南北区域板块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凸显，中国经济的地区分化中南北分化问题超过了东中西部分化问题。
图1：中国南方和北方区域GDP实际增速的变化趋势（略）
其次，从图2提供的中国南方区域和北方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变化趋势对比以及图3提供的中国南方区域和北方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速的变化趋势对比来看，在2013年之后，中国南北区域板块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凸显。
图2：中国南方和北方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额（单位：亿元）的变化趋势（略）
图3：中国南方和北方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速的变化趋势（略）
最后，从图4提供的中国南方区域和北方区域社会零售消费额的变化趋势对比以及图5提供的中国南方区域和北方区域社会零售消费额同比增速的变化趋势对比来看，在2014年之后，中国南北区域板块内需市场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开始凸显。
图4：中国南方和北方区域社会零售消费额（单位：亿元）的变化趋势（略）
图5：中国南方和北方区域社会零售消费额同比增速的变化趋势（略）
第二，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的“表面性”结构性分化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源泉的最大变数和最大隐患。
首先，从图6提供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增加值的变化趋势对比以及从图7提供的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变化趋势对比来看，在2011年之后，中国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开始凸显。
其次，东部发达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下滑趋势明显。2019年1-10月，中国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4.0%，中部地区投资增长9.2%，西部地区投资增长5.2%，东北地区投资下降4.5%。对比可以观察的基本事实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属于发达地区的东部地区的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应该在通过高质量投资来促使企业竞争力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方面有先行行为和表现。然而，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低于处于后发地区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现象就说明，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必然遇到了各种突出的机制体制障碍，使得高质量投资动力活力远未激发激活，使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提升面临极大阻碍。
最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直辖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工业部门增加值同比增速呈现同步下滑态势。2019年前三个季度，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直辖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工业部门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1.6%、2.9%、5.3%和4.4%，均呈现出显著下滑的态势。这就说明，中国主要的制造业城市或创新型城市，虽然各个核心城市的发展定位不同和出口导向能力不同，但是，制造业部门的同步下滑，说明有个共同因素在挤出制造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在我们看来，最为可能的因素就是快速上涨的工业用地价格、异常高昂的房地产价格和翻番式增长的房租价格，对相对低附加值或人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部门，产生了突出的挤出效应。
图6：中国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增加值总额（单位：亿元）的变化趋势（略）
图7：中国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的变化趋势（略）
图8：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北上广深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略）
第三，不同所有制类型部门之间的经济结构性分化逐步显著，这就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在微观层面企业发展活力方面的弱化。
首先，从图9提供的中国不同所有制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变化趋势对比来看，在2015年之后，中国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开始暴露和凸显。
图9：中国不同所有制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的变化趋势（略）
其次，在2019年1-10月期间，图10提供的数据显示，区分经济类型角度看，在中国工业部门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股份制企业增长6.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5%；私营企业增长7.7%。对比来看，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部门的增加值增长动力处于弱化态势之中，这就表明，以出口为导向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部门，在中美贸易战以及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加速替代的情形下，出口利润和企业利益受到较大程度的挤压。
图10：2019年1-10月不同所有制部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略）
二、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分化表现出的重大事实与突出困局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传统动能加速衰退、新动能增长停滞”为苗头的经济新旧动能结构性分化重大现象。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三新”产业的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6.1%，比2017年提高0.3个百分点，而2017年“三新”产业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16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
这个重要现象深刻说明，一方面，以“三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离30%甚至50%比重的“爬坡期”门槛仍然有相当的距离，尚未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内生动力，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并未形成足够的有效支撑；另一方面，在中国处于经济新旧动能的关键转折期中，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速度出现了相对过慢的重要现象，这既突出表现在，即便要达到30%的比重门槛，按照当前4%的平均增速，需要将近35年的较长周期，也突出表现为2018年第二产业部门中“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6.9%，较2017年的6.6%提高了0.3个百分点，而2017年较2016年的6.5%提高了0.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8年第三产业部门中“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8.5%，较2017年的8.4%提高了0.1个百分点，而2017年较2016年的8.0%提高了0.4个百分点。按照当前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速度，也需要将近30-35年的较长周期。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困扰和束缚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当前最大发展困局。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还出现了“传统动能加速衰退、新动能增长停滞”苗头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如表1，表2，图11所示，一方面，“传统动能加速衰退”现象突出表现为，在以土地、人力成本为主的要素成本快速上涨，传统制造业出口面临中美贸易战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替代等因素的内外双重压力下，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核心指标，均处于明显的衰退周期，短期内难见触底反弹的机会。另一方面，“新动能增长停滞”现象突出表现在为，在各级政府沿袭以往的财政资金刺激型和优惠政策依赖型产业政策的多重扭曲效应甚至抑制效应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不少地区的新动能出现增长停滞的重大现象。
表1：主要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单位：%）（略）
表2：主要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略）
图11：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变化趋势（略）
第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蕴含着第三产业增长动力突然较大幅度下滑甚至断崖式下滑的重大风险。一旦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面临持续下滑压力，突破了与第三产业互动发展、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门槛值，第三产业增长动力和投资预期就很有可能面临突然下滑的内在风险。在现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且其贡献率一直处于持续提升状态。2019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4.02%和39.82%，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第二产业高出14.2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9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则下降了0.58个百分点。并且，第三产业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0.6%，已经远远高于第二产业24.3个百分点，与上一年同期相比，贡献率提高了0.3个百分点。
无法忽略的基本事实是，当前，中国第三产业部门中以新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为主导创新模式的新经济新动能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然而，在我们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蕴含着第三产业增长动力突然较大幅度甚至断崖式下滑的重大风险，判断的理由在于：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短期视角来看，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当前以第三产业部门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新动能的发展，难以完全替代工业部门中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作用。从第三产业的发展阶段和内在规律逻辑来看，基于新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模式创新的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可以实现独立式的发展格局，但是，正由“相互孤立增长模式”阶段逐步过渡到“相互支撑型发展模式”或者“相互依赖型发展模式”阶段，即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互动性和相互支撑性非但没有弱化，相反正在逐步加强，特别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中，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创新研发活动对第三产业部门中新型生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是主导型的，第三产业增长最终无法脱离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内生需求和派生需求的硬性约束，必然会遇到增长“天花板”效应；另一方面，从中国发展的中长期视角来看，第三产业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鲍莫尔”效应，其占GDP的比重过快增长或者“被动式”增长，既有可能降低经济增速，也会通过经济“过度服务化”造成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下降现象。图12显示，至少在2004-2018年间，中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远远低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二者的较大差距一直比较相对稳定，且有缓慢逐步扩大趋势。在这种情形下，由于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拖累”效应，伴随着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产业结构越来越偏向第三产业，很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造成结构性“下拉”效应。因此，只有持续性地大幅度提高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抵消第三产业部门的相对较低生产率发展困局，方可持续提高中国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才可提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图12：中国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略）
基于以上内在逻辑的分析和判断，我们认为，一旦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面临持续下滑压力，突破了与第三产业互动发展、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门槛值，中国第三产业增长动力和投资预期就很有可能面临突然下滑的内在风险。随着中国工业部门生产景气指数的持续低迷，必然会逐步传导和制约第三产业生产景气指数。图13显示，已经可以观察出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的当前显著下滑趋势，这就深刻说明，不可盲目乐观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蕴含着第三产业增长动力突然较大幅度甚至断崖式下滑的重大风险。
图13：中国非制造业PMI变化趋势（略）
第三，中国制造业部门可能正在进入新一轮的“通货紧缩”周期。与此伴生的是中国制造业持续相当一段时期以及可能会持续恶化的“低利润率”困局，产业研发效率出现普遍持续下滑态势。这就意味着，不仅仅中国制造业部门内部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必然会变得愈加突出，而且，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必将愈发成为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发生诸多结构性分化现象的核心因素。图15显示，自从2019年6月开始，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就进入负增长阶段，已经连续四个月处于负增长阶段，短期内负增长状态呈现加速下滑态势。这就说明，中国制造业部门可能正在进入新一轮的“通货紧缩”周期。在可能存在的“通货紧缩”周期压力之下，中国工业部门必然会进入持续的“低利润率”困局，图16显示，自从进入2019年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就进入了负增长通道。其中，制造业部门内部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异常突出，具体体现在：一方面，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出现了“三降一升”现象。另一方面，从行业角度来看，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行业，还是高技术行业，结构性分化现象愈加显著。
特别需要关注的现象是，正如表3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部门行业间利润结构性分化呈现出的重要特征：以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等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利润持续处于负增长状态；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为主的创新密集型行业利润总额增速处于低位水平；以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与普通民众“吃住娱乐”紧密相关的行业利润总额增速处于较高水平；而资源型行业的利润总额增速出现了更为突出的分化现象。这些重要现象说明，一方面，针对中国的行业发展来看，越是创新研发投入密集型以及创新研发投入增速相对越高的行业的利润获取能力在相对弱化，这就意味着，中国各级政府积极鼓励和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等行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增长政策，并未带来研发效率的同比例增长，这就必然造成创新研发活动对中国经济支撑作用的弱化，也预示着短期创新研发激励政策的失效；另一方面，这也可能说明，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张和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效应，未必传导到对中国本土制造业部门中的创新产品或高端产品需求，而是被国外产品替代或者被掌握产业链、产品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国外企业所攫取。换而言之，我们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本土需求的升级效应和本土企业创新产品高端产品之间的内生传导机制，在开放背景下容易存在“被阻断”的发展风险，从而加剧和扭曲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效应。
图14：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变化趋势（略）
图15：中国工业部门累计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变化趋势（略）
表3：中国不同制造业行业利润同比增速比较（略）
第四，中国不少地方政府“盲目自信”或“拔苗助长”式地将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寄托于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加速形成，对中国仍然处于特定的“投资增长驱动发展模式”的基础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对制造业部门的高质量投资对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决定性提升作用认知不够，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性分化的重要因素。
第五，政府一味依赖的土地财政以及诱发的高房价、高房租和房地产泡沫，既对以制造业为主的旧动能国际竞争力造成了突出的挤出效应，也对新动能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难以忽略的阻碍效应甚至抑制效应，这个重大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和有效解决。
第六，当前针对困扰中国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困局，中央政府针对银行机构推出的各种金融政策举措，非但没有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的制度扭曲性融资约束难题，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成本，反而导致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难度提升的融资成本的“不降反升”，这已经成为影响和阻碍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来源：微信公众号：人大国发院，https://mp.weixin.qq.com/s/Y7kl0XrtPh7THbVII0LHoA 发表时间：2020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