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和社会巨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20-04-10

字号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巨变。我国已经由原来积贫积弱的东方小农国家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大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进入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大建设”之一，回顾社会建设走过的道路，总结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展望社会建设的未来，这对我们选择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路径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的发展历程

“社会建设”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建设”就曾经是一个热门话题。孙本文在其《社会学原理》中，还专辟一节谈社会建设①。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建设”，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建设”并没有话语上的延续关系。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出要到2020年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社会领域的目标就是“社会更加和谐”。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社会建设”的概念。此后，“社会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成为我国发展的基本方略。可以说，“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以及社会建设体系的初步形成，标志着我国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建设主要反映的是社会领域的发展和进步，覆盖国家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扶贫减贫、社会治理等重要民生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看，我国社会建设走过了一条充满艰难、探索、曲折和神奇的道路。发展阶段的划分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我们参照社会建设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影响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等因素，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7-1978）[2]的历史分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的社会建设发展过程大体划分为六个阶段。

（一）1949-1956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渡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历经战乱之后，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荡涤社会痼疾。1949年11月到1950年，我国在一年多时间里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取缔娼妓制度，废除包办婚姻，禁止重婚、纳妾和童养媳，实现妇女解放，禁绝鸦片烟毒；努力树立社会新风，推行识字运动。1950年7月，全国登记失业工人166.4万人，占城市职工总数的21%；在经济改组中，一些工厂倒闭，此外，还有不少失业的知识分子[3]。至1952年底，我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共没收征收约4700公顷（约7亿亩）土地，分给约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并免除了土地改革以前农民每年向地主交纳的高达3000多万吨粮食的地租[2]100。1956年同1952年相比，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0[2]360。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快速发展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1953-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9%，居民的消费水平1956年比1952年提高了21.3%；其中农民提高了14.6%，非农业居民提高了28.6%[2]363。但是，我国在过渡时期对私营经济的改造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挫伤了部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二）1957-1965年：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在曲折中前进阶段

1956年秋冬，我国因经济冒进，社会开始出现食品短缺和就业困难，引发一系列罢工请愿事件；1957年，开展了“反右派斗争”；1958年，进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致浮夸和冒进现象严重；1959-1961年，出现食品严重短缺的“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后，出现国内形势误判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虽然这些事件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遭受严重挫折，但经济社会建设在曲折中仍取得进展。至1965年，我国经过1961年后的五年经济调整，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工业或农业总产值都大幅度超过1957年的水平[3]。1957年到1965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7%[4]，并且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的支柱产业。特别是1957年到1966年，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211万人，分别为1950-1956年的4.9倍和2.4倍[5]。我国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此时期建设起来的[6]。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7]456；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7]我国要在20世纪内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7]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现代化的目标。

（三）1966-1977年：社会建设受到破坏与历史转折阶段

1966年至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化大革命”对党、国家和民族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建设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剧烈动荡，但仍然缓慢发展。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1967-1976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6%[6]。人民生活水平停滞，甚至有些方面有所下降；其中对教育的破坏尤为严重，国家停止大学正常招生10年。1966-1976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指数均低于“一五”期末的1957年和“二五”期末的1965年。这一时期，我国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跃居新兴工业经济体；而我国则陷入内乱，教训惨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的太大了。”[8]1976年10月，我国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内乱，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社会建设走向正常。1977年，国家恢复了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中国共产党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这些都为中国伟大的历史转折奠立基础。

（四）1978-1991年：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社会建设新时期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重大历史关头，党和政府做出命运抉择，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随后，中国开始大规模调整阶级阶层关系、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乡镇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在分配中采取各种经济激励政策，等等；进而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特别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9]。这是自1964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现代化目标之后，中国第一次有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明确路线图。

（五）1992-201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建设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了南巡讲话，厘清了一些关系改革开放方向的重大问题，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199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8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21世纪后，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②。2020年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2]。2000-2012年，我国社会建设在这十几年中进入快车道，教育和社会保障加快发展，搭建起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框架。

（六）2012年至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社会建设的主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社会建设和各项工作的指导理念。在社会建设领域，我国在这个时期提出，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将先用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用15年，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2]。这是一个新的“三步走”战略，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二、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的主要成就

（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至20多美元，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8世纪中期水平。从1949年到1978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缓慢；到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90美元。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曾谈到：“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最低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这是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对你们来说也还是低水平，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有10亿人口，到那时候12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只有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10]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01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08年，突破3000多美元；2015年，达到8000美元；2019年，达到约10000美元。我国从总体上进入世界中上收入国家行列。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8年的近70年间，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逐年降低。与1949年相比，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44元提高到了14617元，增长了331倍；恩格尔系数从90%降低到了30.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到100元提高到了39251元，增长了近392倍；恩格尔系数从80%降低到了27.7%（见图1）③。

1978-2018年，我国改革开放的40年，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39251元；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4617元；特别是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

（二）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提供的强大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已经由原来的农业和农民大国逐步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大国，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

70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可以从三个发展的关节点来看。第一个关节点，是新中国初期的1952年。当时，我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GDP总量中的比例关系是50：21：29，为典型的农业大国，工业非常薄弱。到1978年，为第二个关节点。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GDP总量中的比例关系转变为28：48：24。这个阶段中，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特点表现为第二产业迅速扩张，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发挥主导作用；服务业相对于其它产业增长速度过慢。我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到第三个关节点的2018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GDP总量中的比例关系发生巨大变化，转变为7：41：52。在此时期，我国的服务业增长迅速，工业平稳发展，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反映出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表明，不仅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而且已经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制造业大国。但是，我们离制造业强国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见图2）③。

从城镇化水平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只有5700万，城镇化水平为10.6%；比1900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还低3个百分点，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大国。1949-197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1978年虽达到19.7%，但一直长期低于20%。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大大加快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从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中，我国城镇化水平仅提高7个多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中，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7%快速提高到59.6%；2019年，则是我国城镇化水平首次突破60%的年份（见图3）④。

目前，我国的城市数量达到近700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约100多个，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8个，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3个；另外，还有18000个小城镇。2018年，我国大陆有15个城市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为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三）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历史性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人口结构的特征和类型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由最初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类型，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类型，再转变到目前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类型。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间，中国总人口从5.7亿人增加到9.6亿人，出生率从37.00‰下降到18.25‰，死亡率从17.00‰下降到6.25‰，自然增长率从20.00‰下降到12.00‰；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间，中国大陆总人口从9.6亿人增加到13.95亿人，出生率从18.25‰进一步下降到10.94‰，死亡率则略有升高，从6.25‰提升到7.16.25‰，自然增长率则从12.00‰大幅度下降到3.81‰（详见图4）④。

笔者认为，促使我国人口转型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80年代初期开始，在城市户籍人口中严格实施“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生率快速下降。这一变化使得中国少生了几亿人，提前开启了人口红利的窗口，社会负担系数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持续下降。虽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致使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

随着我国人口数量得到控制，人口素质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改革开放前的不到5%提高到2018年的50%以上，有专门技能人才的比例以及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都大幅度提高。本文综合多种信息来源发布的数据表明，1949年，由于战乱、贫穷和疫病等原因，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时提高到68岁；2018年，则进一步提高到77岁，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四）反贫困取得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就致力于开展减少贫困的工作，在低水平上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使大多数人免于饥馑，全国根本性的贫困问题得到缓解，贫困人口呈下降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些波折和失误，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庞大的10亿多人口中，我国当时84%的人每天的生活费，尚达不到每人每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大力推进反贫困事业。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总共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见图5）⑤。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0多年里，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全球贫困人口将呈增加趋势。目前，中国也成为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扶贫开发战略。1984年，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⑥，在全国筛选出几百个贫困县，实行重点扶贫。1994年3月，国务院制定和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⑦。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用7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⑧，要求在“十一五”期间（1996-2010年），基本完成592个扶贫重点县的14.8万个贫困村（覆盖80%左右的贫困人口）的整村推进扶贫规划，在继续致力于减少绝对贫困人口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地区间差距、缩小低收入群体与全社会的差距，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平衡增长。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12]。按照我国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还有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宏大减贫工程，任务非常艰巨。2020年，我国将开启在新的国家贫困标准下的减贫新工程。

（五）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城镇国有部门逐步建立起比较齐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但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致使覆盖面较小，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较弱，而且抚恤救济标准长期不变。

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当时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从1984年开始，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探索。一是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范围；二是提高了保障的标准；三是增加了保险项目；四是缓解了企业之间负担轻重不同的矛盾；五是出台了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条例。一方面，这些措施的实施使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开始走上法制化、正规化和社会化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封闭运行的制度安排，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责任共担、社会统筹的制度安排。1993年，中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政事分开、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全面铺开，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

1994年是我国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确立框架的一年。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1]。这项决定系统地提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案和框架，即逐步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以便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200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及200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七大，提出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2006年，我国取消农业税，结束了农民2600多年来种粮纳税的制度；而同年提出的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则结束了中国千百年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还提出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七有”社会安全网体系[12]。截至2018年底，我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13.44亿人（其中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为3.17亿人）、1.96亿人、2.39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

三、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笔者认为，从我国社会建设走过的充满探索、艰难、曲折和神奇的道路来看，可以概括出几条最基本的经验，需要长期遵循。

（一）增进人民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我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必须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奋斗、甚至牺牲，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看似常识性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却并不容易。战争、内乱、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不平等和贫困等，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道路表明，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是决定道路和制度成败的关键。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虽然大家都在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制度和道路比较优劣的根本标志，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改善情况。

（二）经济发展是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基础

我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发展。发展自始至终是硬道理。离开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成为无源之水、空中楼阁。但我们今天所要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是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领的发展；既要防止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更要防止跌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因此，千道理、万道理，“经济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是大道理。改善民生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不切实际地给老百姓画饼，要防止福利民粹主义绑架民意。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在福利制度上盲目与发达国家攀比，因此要解决好经济波动性增长和福利刚性增长的矛盾，既要不断改善民生，也要注重建设充满活力的和高效率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协调发展是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在快速发展中也呈现非均衡发展的特点，在城乡发展之间、区域发展之间、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人的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矛盾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我国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些关系解决不好，就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发展本身也会遇到诸多瓶颈。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特别注意好解决发展的不充分、不协调、不平衡问题。

（四）把促进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相结合

生产和消费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为了加快生产发展，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实践证明生活消费不改善，生产也发展不起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我国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要围绕人们生活消费的新变化调整生产、发展经济，解决好在买方市场和商品充裕条件下新的结构性短缺，努力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使消费成为未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五）建设有活力的和谐有序社会

从我国长期历史发展、从1840年之后的近代史、以及从新中国70年的历史来看，特别是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来看，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基本条件，没有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环境，发展进程很容易被打断。但在保证社会稳定方面，“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又常常周期循环。因此，我们必须有战略上的长期考虑，立足长期的制度建设，保证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的发展经验充分表明，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快速提高才是硬道理，是国家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所在。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艰难复杂局面，无论经历什么样的曲折和挑战，都不能忘记我们付出深重代价换来的这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四、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新挑战、新趋势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同时，这意味着，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趋势。无论是从发展的动力、发展的资源约束来看，还是从发展的国际环境和人们不断提高的生活需求来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不仅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前新中国近30年，与改革开放后40年的情况相比，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新挑战、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发展的动力、发展的资源约束条件和发展的国际环境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投资和出口作为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目前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而消费对经济增长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其贡献率已达到约2/3；但家庭债务增长得很快。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能否依靠消费维持长期增长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从发展的资源约束条件来看，我国已经全面收紧，开始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并释放强烈信号坚决压缩房地产泡沫，不允许房地产价格疯长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粗放发展已不再可能持续。从发展的国际环境看，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窗口可能面临关闭的风险，中美关系从总体上的战略合作转向长期的战略竞争，风险和机遇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大幅度增加，成为影响全局的重要因素。

（二）即将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仍不能轻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8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96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GDP12616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预计在2025年前的某个时间点，我国将会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当然，具体哪一年跨越，要看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口的增长数量以及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如能如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那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越是人口大国，这种跨越越是艰难。日本的人均GDP从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0000美元，用了12年时间；韩国人均GDP从1987年超过3000美元到1995年达到11469美元，用了8年时间。我国2008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大概需要15年以上才能达到12000美元左右。但高收入经济体含括了从发展中国家到最发达国家的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国家，世界上很多高收入经济体，都还不属于发达国家。我国步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后，仍是一个大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决不能轻言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一个“伪命题”。

（三）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形成新的人口红利

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成本的劳动，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59岁）总量在长期增长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下降，此后每年减少几百万人，造成在经济增长下行时期人工成本却持续快速上升；同时，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放缓造成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我国过早“去工业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造成负面影响，未来的人口红利形成必须基于大力发展教育、开展大规模职业培训、普遍提高劳动力的技能素质。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逐步在国际上甩掉廉价产品生产大国和仿制大国的帽子，但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不可能在短期内爆发，必须建立在长期的新人口红利的形成和培育上。

（四）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仍是难点，解决贫富差距是一项长期任务

我国步入高收入经济体之后，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中上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发展的最大软肋是城乡发展差距和生活差距依然巨大，绝大多数农民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依然是低收入群体甚至没有摆脱贫穷。我国的农民绝大多数是“小农”，平均每个农户的耕地面积只有约0.5公顷。这大概是欧洲平均每个农户耕作面积的几十分之一，是美国平均每个农户的不到百分之一。目前，我国在农业劳动力高龄化，以及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大幅度放缓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国乡村振兴的关注点必须聚焦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和处境，即使到2020年，消除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相对贫困人口依然是未来几十年的一项长期任务。因而，没有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五）老龄化速度加快，全社会总抚养比的提高成为不可逆的长期趋势

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达到10.2%，跨越老龄化社会门槛；到2018年，这一比重达到17.9%，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达到近2.5亿人。2000-2018年的近20年中，我国老龄人口比重平均每年增长约0.5个百分点，如此之快的老龄化速度在世界各国的人口结构转变经历中是十分罕见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持续下降的时期已经结束，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减少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老龄化的速度和深度都远高于一般发达国家在同等发展程度时的情况。我国老龄人口总量的庞大和老龄化速度超乎寻常所显示的这种“超常规老龄化”，究竟会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产生何等的深刻影响，由于多种复杂影响因素的存在，目前还很难进行精确的评估。我国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未富先老”，因而在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谨慎处理好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福利刚性增长的矛盾，警惕出现“福利危机”。

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对社会建设的新挑战、新趋势，我们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保持定力，积极应对，走出一条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新路。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积淀的大国，拥有吸纳、包容、融合各种外来文化、技术和发展经验的强大能力；中国已经建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产业链，拥有了能够经受冲击、震荡的韧性和回旋余地；中国正在经历着世所罕见的巨大社会结构转型，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消费市场，为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力量。历经70年发展，中国已经使数以亿计的人口免除饥馑、贫穷和恐惧，也定将实现把十几亿人带入现代化生活的宏伟目标。

注释：

①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44-245页。

②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国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③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④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⑤资料来源：国务院扶贫办公室。

⑥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发[1984]19号）。

⑦在1994年2月28日-3月3日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会议上，国务院决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在20世纪最后的7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⑧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发[2011]10号）。

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