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跟韩国社会的男权文化有关，即相信男性更优越，男性在性关系中可以征服和控制女性。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普遍的厌女文化，也就难以改变针对女性的各种性暴力。

消费社会的过度盛行、商业化运营模式的滥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类犯罪行为推波助澜。消费者认为自己花了钱就是正当消费，至于商品背后有哪些真实的个体在遭受侵害或者被伤害，他们大多对此漠不关心。

由于社交媒体的便捷性，有相同爱好的人很容易聚集起来，许许多多分散的个体一起构成性暴力的实施者，他们有意识的行为促成了性剥削和性压迫的持续与再生产，而他们可能认为这只是平常的生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犯罪的深渊。

韩国“N号房”事件曝光后引爆舆论，民众纷纷要求公开犯罪嫌疑人信息和会员名单，据说会员中不但有现任警察高官，还有教授、人气艺人、体育明星、著名创业公司CEO等知名人士。最恐怖的是会员数量巨大，预计超过26万人，而韩国一共才有5200万人口。可见观看这类性虐视频不是韩国个别男性的不良嗜好。

有人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处罚太轻。根据韩国的现行法律，在聊天室中观看或发言的用户仅被认为是“使用者”，因而无法对其进行处罚。只有那些直接生产或散播性剥削视频的人，才可能被处罚，然而处罚力度通常不够，最高刑期可能只有7年到10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逍遥法外，或者完全不受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目前已有一名“博士房”会员跳入汉江自杀身亡，而“博士”本人在被捕后也曾企图自杀。

也许，“N号房”的运营者、会员并非毫无良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的行为非常糟糕，那么他们为何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呢？

首先，这跟韩国社会的男权文化有关。性政治是男权社会的特征，即相信男性更优越，男性在性关系中可以征服和控制女性。在这种文化中浸淫日久的男性，通常对各种性剥削照片和视频不够敏感，不认为这是严重的暴力。因为在他们的思维模式中，女性就是一个性感的身体，而不是与自己独立、平等的个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普遍的厌女文化，也就难以改变针对女性的各种性暴力。

其次，消费社会的过度盛行、商业化运营模式的滥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类犯罪行为推波助澜。例如“博士”赵周斌（音）曾与“N号房”创建者godgod在网上就谁的犯罪手法更好展开对决。当谈到“性犯罪的原因”时，godgod说自己是“出于兴趣”，而赵周斌则回答说“女人应该成为金钱”，并进一步解释说：“godgod只沉迷于施虐，我过去是艺术家，现在追求商业。”显然其犯罪动机主要是为了赢利。

“N号房”被查禁后，据说有会员在网上发表言论，“委屈到睡不着觉，我又没有参与犯罪，而是正当地支付使用费观看了成人内容，这难道是错误的吗？”“我明明交了收视费现在却没有直播间了，那运营者和淫乱女能当成诈骗罪处罚吗？最大的受害者明明是直播间参与者。”这些言论引起了公众的愤怒，但却是某些会员的真实想法。在他们眼里，这些影像跟其他普通商品一样，能给他们带来愉悦（让他们感觉自己更优越、更强大，可以随意控制和剥削他人），只不过这种快感只是短暂的，需要反复用金钱购买来重新激活。

消费者认为自己花了钱就是正当消费，至于商品背后有哪些真实的个体在遭受侵害或者被伤害，他们大多对此漠不关心。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消费社会中的真实现状、消费者的普遍心态。只不过在这个极端案例中、在这些性暴力欲望的消费者中，更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让人格外触目惊心、难以接受。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消费者对自己的消费行为毫无责任感，出现这种想法就一点不奇怪，因此反思消费主义、培养公民的责任感也是非常关键的。

最后，新媒体对于这类行为也有巨大影响。互联网具有匿名性，一些加密的社交软件具有“阅后即焚”等功能，能更好地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因此更可能被用于非法行为。例如“N号房”的运营者就曾自信地表达过自己绝对不会被抓，在一次网络对话中，godgod说：“我不用我的手机，网也不是我的，用户名也不是我的。”而赵周斌也曾声称：“我不可能被警察抓住。”其他会员可能或多或少都带有这种侥幸心理。

由于社交媒体的便捷性，有相同爱好的人很容易聚集起来，如果缺乏引导，就可能出现群体极化现象。“N号房”的运营模式鼓励参与，观看者想要继续观看，就必须参与上传，进而参与到线下偷拍乃至性犯罪中。

这样的虚拟房间不只是满足某个群体的喜好，某种程度上在持续打造该群体的价值观，使得性暴力进一步被强化。许许多多分散的个体一起构成性暴力的实施者，他们有意识的行为促成了性剥削和性压迫的持续与再生产，而他们可能认为这只是平常的生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犯罪的深渊。

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表时间：2020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