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人们总以“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关系的限度，但今天可能很少有人可以这么说了。一些观察家已经觉察到，照此下去，中美关系没有“好”的可能，而只有“更坏”的可能。
有关中美冷战的讨论，由来已久，几乎已经是定论，越来越多人相信中美冷战已经开始。现在人们关切的是两国之间的冷战，会以何种方式展开和进行。这除了参考美苏冷战的经验，还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如果说“核战不可能，但代理人战争不可避免”规定了美苏冷战的过程，这种情况是否也会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
不仅如此，最近人们也开始讨论中美关系是否会演变成欧洲一战二战那样的局面。基辛格博士两次警告，中美如果发生冲突，局面会比摧毁了欧洲文明的一战二战更为糟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非常类似于欧洲一战二战前的局面。如果是一战二战的局面，指向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热战。当然，热战论也不新鲜。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必有一战”的论调，至少在西方从来没有中止过。近年来，学术界也有很多人一直在讨论中美关系与一战的相似之处，核心问题在于：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中美之间的高度经贸依存关系，到底能不能阻止两国的冲突和战争？
中美关系会以哪种模式展开
中美关系到底会以哪种模式发生与展开？中美关系坏会坏到何种程度？这里讨论一下为什么美苏之间发生冷战，而欧洲国家之间则发生一战二战，仍然具有参照意义。
简单地说，美苏关系以冷战方式呈现，是因为冷战是两国之间最理性的选择。当时就美苏关系而言，说不上有什么紧密的合作。尽管在二战中，美苏都站在反法西斯这一边，但没有形成任何意义上的联盟。两国之间更不存在今天中美那样的经济贸易关系，或者其他方面的合作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两国都是在战争中崛起的军事大国。根据军事大国自身的逻辑，二战结束后两国各自演变成军事扩张集团。因此，二战一结束（甚至还没有结束），双方就开始营造各自军事集团的努力。两大集团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来没有“挂钩”，呈现完全的“脱钩”状态，所以冷战具有其必然性，也是两国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具有经贸紧密关系的欧洲国家之间，反而发生了一战和二战？简单地说，正是因为紧密的经贸关联，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时，冲突和战争成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当时欧洲国家内部民粹主义运动、外部民族主义运动崛起，互为关联，互为强化。一方面是因为互相依赖，没有美苏冷战那样的条件，另一方面因为各国都极端自私，互相伤害对方，结果是以热战方式来解决问题。
如果把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美苏关系、一战二战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作比较，不难看出今天的中美关系既有美苏冷战的特点，又有一战二战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
中美冷战似乎已经成为具有定论性质的陈述。美国显然已经从多方面对中国发动了冷战，包括科技、教育、意识形态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呈全面出击状态。美国军事方面的行动也不可小看，尤其是对台湾军事关系的升级，因为它涉及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不过，因为中美都是核大国，发生大规模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尽管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核技术远远赶不上美国的水平，但只要中国拥有第二次核反击能力，对美国仍然构成足够的威慑。另一个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两国到底会不会使用核武器？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历史上美国曾经对日本使用核武器。
尽管人们都相信，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会毁灭整个世界，但一旦战争爆发，那时的“理性”与和平时代的“理性”会很不一样。一旦一方在道德上妖魔化另一方，对方就是“恶魔”，使用什么样的武器都是合理的。美苏冷战期间发生过核战争的威胁，但最终没有发生，因为当时两国进行核武器竞争，核水平达到均衡状态，双方都相信谁也战胜不了谁，所以选择维持在互为威慑的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中美两国的经济互相依赖状态，会促使两国爆发战争还是阻止战争的爆发？如果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没有阻止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人们不仅不应当完全忽视中美战争的可能性，而且必须更加关切，因为欧洲国家毕竟是同一种文明，而中美之间具有太多的差异了。
两条件使中美难完全脱钩
迄今为止，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处于一个脱钩过程。尽管人们不情愿，脱钩过程对双方而言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脱钩毕竟发生了。脱钩过程如果变得过于痛苦，会不会有一方或双方求助于武力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自贸易战以来，美国方面本以为中国很快就会屈服，达成它所设定的目标，但情况并非如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表现出巨大的韧性，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美国不断施压，无所不用，两国之间的冲突已经大大超越了贸易领域，而全面扩展到其他领域；更为严峻的是，美国不断通过恶化香港、台湾和新疆等问题，向中国施加莫大的压力。
迄今为止，中国还是显示出理性，尽力不把这些问题和贸易问题挂钩。问题在于，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民众，中国不可能无限退让，一旦触及中国的红线，中国必然会做出它认为最有效的反击。那些因为意识形态或其他理由不喜欢中国或漠视中国利益的人，最终会被证明误导自己和他人。
就脱钩而言，情况实际上并不那么糟糕。相对的脱钩是必然的，脱钩的结果会使得中美两国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但只要存在以下两个条件，这两个经济体很难完全脱钩和演变成过去的美苏关系。这两个条件是：一、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二、中国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逻辑不会完全失效，资本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不会缺失。
就利益而言，美国资本很难放弃中国市场。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市场，中国的强大同样在于其市场。如果美国通过政治、行政和国家安全的方法强制脱钩，放弃中国市场，不仅代价会很高，长远而言也是不可持续的。即使美国放弃了中国市场，也很难强迫整个西方这么做。资本的逻辑就是流动，流向一切有利可图的地方。而中国的继续开放政策是确定的。
实际上，当代中国经济是在全球化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再次把自己封闭起来。从中国领导层这些年的努力来看，中国的经济只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国际化。即使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中国的开放政策和经济国际化仍会继续。人们不应当忘记，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真正崛起的，并且在战争过程中实现了国际化。那种“一旦中美发生冲突，中国会重回封闭”的假定，也很有可能会被证明是非理性的。
这么一来，问题变成：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冲突（尤其是核战争）的可能性极低，两者之间可能发生怎样的冲突？人们指向了美苏冷战期间曾经不断发生的局部冲突，或代理人冲突，甚至战争。现实地看，中美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性甚至高于美苏。美苏的代理人战争更多地表现为两国各自地缘政治的扩张，即两大国在扩张各自地缘政治空间过程中的冲突。
中国的情况则很不相同，更多地表现为对核心国家利益的保卫。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的扩张野心或计划，很难想象中国和美国会在非洲或中东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如果扩张可以避免，中国对于自己核心利益的保护则是天经地义，没有任何政党或社会群体可以放弃国家的核心利益。
和美国比较，中国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周边是两洋，只与两个国家接壤，中国则不同，周边存在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就处于这样一个格局之内，包括香港、台湾、新疆、西藏和南中国海诸岛。
对美国来说，这些地方是“代理”，对中国来说，这些地方是国家核心利益。没有人可以保证美国不会在台湾、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代理人战争，也没有人可以保证中国会在这些核心利益上让步。实际上，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干预，已经出现人们所说的“代理人抗争”现象。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关系的升级更是危险的预兆。
南中国海则越来越像亚洲的“火药桶”。南中国海问题的逻辑是：与中国具有领海冲突的国家需要美国的介入来平衡中国，美国需要这些国家来对抗中国，中国则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这也是代理人战争的逻辑。
凭借理性遏制冲突欲望
所有这些方面的发展须继续观察，但人们不能排除人类理性所赋予的力量。鉴于中美巨大的共同利益，如果两国都是理性的，则天下太平；如果其中一国是非理性的，就会吵吵闹闹；如果两国都被情绪所主导，天下就危险了。
今天两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情绪所主导，这些情绪并非来自理性，而是来自偏见、意识形态或无缘无故的仇恨。如果理性回归，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存就会成为主轴。和平并非意味着没有任何冲突，而是意味着双方可以凭借理性来遏制冲突的欲望和解决冲突。
经过巨大的努力，两国阶段性贸易谈判具有了实质的进展。尽管未来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在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贸易协议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至少驱使人们面向两国的共同利益。如果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两国达成一个全面贸易协议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中国对于自己的国际地位具有自身的文明思维，即不挑战美国霸权，也自觉避免“国强必霸”的局面。这倒不仅仅因为人的主观意志，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的制约。相反，对中国人来说，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可以追求。中国并不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自己）可以单独主导这个世界，也不相信美国可以一直这样主导世界，中国会有自己的角色可以扮演。
就美国而言，客观地说，对其国际地位的挑战与其说是来自中国，倒不如说是内部因素。今天美国的问题主要是信心。美国在很多方面依然强大，包括经济和企业制度、市场、军事实力、社会组织等，没有国家有能力真正挑战美国。美国信心受创，主要是治理能力，社会的高度分化和由此而来的无限制的党争，使得美国很难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没有一个有效政府，内部问题就很难解决。
美国需要内部改革来解决问题，正如中国需要内部改革来实现可持续的崛起一样。如果两国都具有足够的自信心，离理性就不远了。不管如何，就中美两国来说，国际政治并非必然的零和游戏。
来源：《联合早报》 发表时间：2020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