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及前景分析报告

中日韩三国既是近邻，又是关系十分密切的经贸伙伴。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位置仅随欧盟、美国之后；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据日本财务省2017年发布的当年5月贸易统计速报显示，中国反超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并始终保持着日本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韩国则是日本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国。对韩国来说，中国在2003年以后成为其最大出口目的地国，2007年以后成为最大进口来源国；日本则是其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此外，中日韩三国之间还有着地位突出的直接投资（FDI）伙伴关系。三国间有着如此密切的贸易投资关系，按理应当顺势推动三国尽快缔结自贸协定，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内人财物流动和经济活力，保障东亚经济的有序发展。

建立中日韩自贸区这一设想，自2002年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后，历经16余载，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达成框架协议。如今，中日韩分别为世界经济第二、第三和第十一大经济体，建立中日韩三边自贸区无疑将会进一步推动三国经济的融合与发展，助力东亚经济继续成长和壮大。2019年中日韩经济总量有望达到21.09万亿美元，接近美国主导的《北美新贸易协定》（USMCA），比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多约8万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各国GDP数据统计，2018年CPTTP的GDP总量为13.21万亿美元。在贸易份额上，2017年中日韩对外出口占东北亚地区总出口额的96%，进口占81%。投资上,中日韩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约占东亚整体的62.5%,而对外直接投资之和占东亚对外直接投资的75%。在东亚，中日韩三国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且相互之间在产业结构、消费市场和投资走向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三国经济和社会都具备进一步相互整合和开放的基础条件。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三国自贸区协定一旦签署，不仅将在世界舞台上增强“开放、包容和自由”的国际贸易的声音和力量，而且也必将是三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和有力的行动。然而，从目前各种因素来看，短期内中日韩建成三边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并不乐观。

一、中日韩自贸区：国际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2017年1月20日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日益盛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重大挑战。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和政策，开始贯穿于美国的外交、贸易、军事、能源、移民等诸多领域，其中最明显也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就是国际经贸政策从自由主义转向美国利益优先下的保护主义和选择主义。特朗普政府大肆实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对贸易伙伴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同时，区域自由贸易谈判进程也出现了大幅度调整，包括先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重新谈判，停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谈判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政府利用其国内贸易法的301条款特别调查，对中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

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3月9日，特朗普签署关税法案，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7月6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340亿美元进口产品实施25%制裁性关税，商品种类包括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工业机械等行业共818项。9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约10%的关税，甚至计划未来将该税率由10%提高至25%。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对华摆出了“极限施压”架势，并且抛开两国磋商程序，完全置WTO贸易仲裁机制于不顾。这种做法不仅给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中美两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害，同时也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尽管中美贸易争端现在有所缓解，中美双方进入谈判阶段，但即便谈判成功，今后的形势也仍然很严峻。

2019年1月，IMF在其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由此前的2.7%下调至2.5%，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2018年的3.7%下降至3.5%。IMF强调，美国政府的贸易举措，特别是对从中国进口的近半数商品加征关税，对全球增长和繁荣而言，都具有破坏性影响。2018年10月的《展望》指出，“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可能挫伤商业和金融市场情绪，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并导致投资和贸易减缓。贸易壁垒的增加会破坏全球供给链，阻碍新技术的传播，最终导致全球生产率和福利下降。更多的进口限制还会提高可贸易消费品的成本，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特别大的损害”。

从图1（略）数据不难看出，2007-2017年的十年间，中日韩三国相互之间的贸易关系虽然有一定的起伏，但总体走势积极。尤其是2016年之后，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关系的紧密度再度显著上升。虽然2011-2016年日本对华出口明显下降，但两国之间的总体贸易联系随着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增加，相互的经济依赖度总体平稳。

中美贸易战目前仍在艰难的谈判磋商期，无论如何，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给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对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基础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因此发生重大转变，中美双方长期合作互补的伙伴关系将正式转变为竞争对手关系。最直接的体现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直接贸易往来的减少。而正因如此，可能会促使中国扩大贸易伙伴范围，寻求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合作，以抵消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越来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试图在5G等方面，以安全为借口，加紧对日韩等国的拉拢。虽然日韩两国顾忌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不会完全倒向美国，但不排除两国有迫于美国压力，在某些关键领域追随美国的可能。所以，不管是从经贸还是中国周边外交大局考虑，中国都要加强与日韩两国的联系，尽力“拖住”两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韩FTA谈判的推进对于中国而言，可谓“恰逢其时”。

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样给韩国和日本带来了挑战和冲击。特朗普上任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对于其在亚洲最坚定的盟友日本带来了重大挑战。首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便加大了对日贸易制裁力度，并针对日本一些主要的对美出口商品启动反倾销等相关调查程序。在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贸易壁垒报告》（2017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中，指出日本农产品市场“存在重大壁垒”，批评汽车市场“各种非关税壁垒阻碍了美国的汽车销售”，认为日方“把美国企业关在门外，使其遭受损失”。面对特朗普政府在对日贸易方面施加的强大压力，安倍政府保持了克制和隐忍的态度，一方面积极与特朗普政府进行政策上的沟通，希望最大程度地降低美日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包括鼓励日企赴美投资设厂、扩大对美能源贸易范围、推进核能源安全利用等举措，进一步拓展美日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从而缓和美日贸易的结构性矛盾，将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其次，特朗普在刚上任后三天便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奥巴马政府时期曾极力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这一任性的“退群”举动，给原先对TPP寄予厚望的日本可谓是“当头一棒”。此前，日本一直将TPP视为主导亚太贸易机制的重要途径，因而积极参与TPP的相关谈判事务，甚至不惜对多年来阻碍其自由化进程的农业部门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特朗普此举令日本国内的农林族议员和部分精英人士深感失望和愤懑。日本主流媒体之一的《产经新闻》发表社论，称“美国的退出导致TPP成员国失去了经济自由化所创造的潜在利益，而且，美国仍自私地觊觎超越TPP的经济利益，对此无理的要求，日本唯有果断拒绝。”部分保守派人士认为，美国的持续介入是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先决条件，而TPP构建了亚太经济的制度基准，因此说服美国“回心转意”，重新回归TPP是二者实现统一的最佳路径。不过也有支持者认为，日本应担当起 “掌门人”的角色，主导制定没有美国参加的、涵盖11个国家的TPP构建路径。

实际上，作为TPP坚定支持者的安倍同时做了两手准备：一是让日本代替美国成为TPP协议的主导者，并积极主导谈判的后续进程和相关议题的设置， 主动为推动TPP谈判投入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同时坚持“高水平”和“高标准”两大原则，希望把TPP标准推广至整个亚太地区。二是坚持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其能回心转意，并尽可能在条款中为美国的回归保留余地。实际上，面对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一系列贸易政策的转变，作为美国坚定盟友的日本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和经济增长诉求，在政策调整上也较多地体现出了这种灵活性。尽管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满，但由于日本在经济上如同对外战略一样对美国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所以对美反应较为克制，更多地表现为积极的配合与妥协。与此同时，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便一直处于慢性衰退状态，日本希望通过CPTPP、RCEP、中日韩FTA等亚太区域内经济合作机制来带动国内对外贸易、投资等，从而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推动中日韩三边自贸区建设仍然是安倍政府的选择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也对韩国带来严重挑战。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强调要重启韩美自贸协定谈判，议题包括：美国要求韩国消除进口汽车相关的非关税壁垒、韩国要求美国改善国家诉讼制度、美国将韩国作为征收钢铁关税的例外国对待等。此外，2018年9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三国重新签订了新的美墨加协议（USMCA）。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KITA）的报告，新的美墨加协议要求75%的汽车零部件必须在协议三国内制造，高于目前的62.5%，起亚汽车将面临制造成本上升的问题，韩国的汽车出口可能会下降22.7%。另一方面，美国主导下的TPP已经变成了日本等11国参加的CPTPP，美国的缺席凸显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与中日韩FTA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韩国虽然在2018年9月签署了新的韩美自贸协定，但未来的贸易自由化发展重心仍然是更具潜力的中日韩FTA和RCEP。

关于韩美自贸协定，韩国国内有不小的反对声音。自由民主党代表洪准杓和国民之党代表安哲秀等在野党领导人接连对政府进行了抨击。在国内压力下，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曾表示，“要坚决应对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文在寅就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制裁措施表示，“针对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希望通过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和研究是否违反韩美自贸协定等，予以堂堂正正和坚决的应对。”2018年2月19日，文在寅在青瓦台召开的首席秘书和助理会议上指示，“由于美国对钢铁、电子、光伏、洗衣机等我国出口产品扩大进口限制，我担心我国的出口战线出现异常。希望在韩美自贸协定修订谈判中，也要积极提出美方的不当之处。”

鉴于韩国对美国市场的巨大依赖和韩美经贸、政治和安全关系的重要性，韩国文在寅政府仍然于2018年3月重新签订韩美自贸协定，修正条例包括在数量上双倍进口美国生产的、符合美国安全标准的汽车等，这会对作为韩国经济传统支柱产业的汽车制造业产生明显冲击。2018年的韩国经济在国内劳资纠纷上升和美国贸易战引发的不确定因素的双重冲击下，全年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要对韩国进口汽车加税的威胁始终没有降低。2018年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星期天早盘期货”栏目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可以谈论钢铁，并谈论一切。最大的事情是汽车。”特朗普已把向汽车征收关税作为贸易战争的最大武器。延世大学经营学教授李志万表示：“美国对外国进口车征收高额关税时，韩国汽车产业将遭受的打击，人们一直有预见。即使是现在，也应该尽快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同时，应该打破韩国汽车产业的高费用、低收益结构，确保竞争力。”

在保护主义不利影响的冲击下，韩国正在谋求通过更大的开放来进行应对。韩国经济研究所的Troy Stangarone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对自由贸易的热情，韩国需要强调通过开放应对经济危机。韩国是世界上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与智利谈判了第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加强与其自身互补的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联系，以图巩固并壮大本国除传统制造业之外的其他经济部门，对其较弱的传统的战后进口替代政策进行调整。与此同时，韩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基础意味着国家更愿意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谈判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在制造业产品和农产品交易上享有更低的关税和开放度。2018年，韩国经济年增长率为2.7%，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点。但在其优势出口产品，例如芯片和石油化工产品大量出口的拉动下，韩国的对外出口仍然创造了历史新高。

在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韩国确实也在思考如何加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以及在亚太地区的RCEP合作。韩国贸易部长金铉宗参加了2018年7月1日在东京举行的RCEP部长级会议。金铉宗贸易部长在开幕词中表示，达成RCEP协议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证明在保护主义对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构成威胁的背景下，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在各地区建立共同繁荣。他还呼吁与会者协调努力，尽快取得早期收获，特别是在商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方面，寻求达成切实可行的自由、开放的贸易和市场。

图3（略）展示了过去十年,中日韩三国进出口的变化曲线。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建设，将会有力地拉动三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中日韩自贸区：三国的政策和主张

然而，在如何建立和建设中日韩三边自贸区问题上，东亚经济三强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政策差异。尤其是在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化，以及中美在产业、技术和贸易领域内的竞争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的日本和韩国，其与中国的三边自贸区建立的判断和认识，并非是单纯经济和商业的，政治与安全的分析和判断似乎更加重要。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拉拢日本，组成美欧日三边贸易部长对话，强烈指责“非市场经济体”，共同把改革WTO、重塑世界自由贸易规则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之际，在三边自贸区谈判的问题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分歧和差异是在明显上升。中日韩三边自贸区谈判能否进一步取得进展，日、韩与美国“对表”的因素在上升。

中国的政策和主张

中国自贸区建设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理解和发展的过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各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也使得中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外开放的脚步也不断加快，积极参与到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当中，并且也在不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标志着中国自贸区建设正式进入起步阶段。从2002年到2007年，大陆陆续与香港和澳门签署了两个CEPA协议。中国2005年与智利、2006年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随着中国对自贸区建设研究的深入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借鉴国际自贸区建设的经验，初步理清了自贸区的基本发展思路，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正式将自贸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在此阶段，中国与冰岛、瑞士、韩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还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协定。

2015年12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开启自贸区建设进程以来的首个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对中国自贸区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确定了我国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基本原则、战略目标、战略思路、实施手段以及建设布局和目的。中共十九大更是提出了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总之，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阶段，中国自贸区的战略思路逐渐明晰，政策也日趋完善。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达成17个自贸协定，涉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非洲的25个国家和地区，正在与28个国家进行13个自贸区谈判或升级谈判，与9个国家进行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或升级研究。

中国商务部也就当前形势下建设中日韩自贸区表达过官方的态度和看法，认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是推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路径之一，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重要意义比以往更加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维护自由贸易是三方的共同意愿。中日韩三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更是积极倡导者。三国都在推动自己的自贸区建设，近年来取得显著进展，以实际行动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三国对中日韩自贸区均高度重视。2012年谈判启动以来，三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共同强调将努力加速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

第二，建立自贸区对三国有重大经济利益。中日韩三国GDP合计已经超过欧盟，仅次于北美自贸区，但经济一体化建设却落后于欧盟和北美。三国在经济和产业发展方面各有优势，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有助于充分发挥三国间的产业互补性。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产业和贸易结构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但在技术、资本和创新能力方面与日韩尚有差距。日本拥有丰厚的资本、尖端的技术，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成功的产业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经验。随着贸易和投资壁垒的消除或降低，区域内各类资源更趋合理配置，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经济融合，共同繁荣。

第三，加快自贸区谈判是三方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举措。中日韩三国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十一大经济体，GDP占全球20%以上，占亚洲70%以上，三国携手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以及RCEP、亚太自贸区等本地区其他重要一体化进程，将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三国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立场。

总体来说，中国将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视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立自贸区的态度非常积极。2018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会展中心出席第21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时提出建议，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他表示，各方同意将尽快完成RCEP谈判，中日韩也将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三国自贸区谈判。李克强总理的这番表态，向日韩两国明确传达了中国愿意加强三边自贸区谈判、加速东亚三大经济体在市场、技术、投资和贸易领域合作的清晰声音。

日本的政策和主张

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对地区自由贸易和双边贸易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是把多边贸易体制作为企业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手段，并积极参与设计多边贸易机制。然而，随着自贸区潮流的兴起，日本开始调整战略，重视参与和推动自贸区谈判。最早促使日本采取措施的是1994年NAFTA的签署，日本担心被排挤，主动提出与墨西哥开展自贸区谈判，以期通过墨西哥进入NAFTA大市场。不过，促使日本采取更为积极自贸区战略的是中国。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文件，此举对在东盟有着巨大投入的日本是一个刺激，于是，日本立即制定新战略，外务省和通产省分别在2002年、2003年发布自贸区战略文件，并设立专门负责自贸区谈判的政府机构，2008年日本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让日本迈出更大步伐的则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推出的TPP、特别是在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后，日本主动承担起了领导的责任，推动签署了没有美国参加的CPTPP。

日本的自贸区战略有其自己的特色。作为发达国家，日本特别强调市场开放的综合性与高水平，即旨在推动消除关税的同时，更注重市场规则的制定。日本政府一直使用“经济伙伴关系”（EPA），而较少使用“自贸区”（FTA）。从实践看，在EPA协议中，各方在制定一致的市场管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检验标准、竞争政策等）上花了很大功夫。2001年签署的日本—新加坡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规则条款设计甚多，被称为“新时代的经济伙伴关系”，2006年日本推动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东亚“紧密伙伴关系协定”，内容广泛涉及市场规则、技术规则，2012年东盟牵头推动的RCEP，基本也是以日本的EPA为框架。基本上在日本所签订和涉及的EPA协议中，日本所强调的都是高标准、好规则的制定。

实际上，相对于传统的FTA而言，日本对于建立“巨型FTA”（mega-regional FTAs）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巨型FTA”的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水平和规则协调程度进一步加强，超出世界贸易组织和既有FTA的水平；第二，在内容上，协议涉及的议题更为多元，涵盖大量新兴议题；第三，在合作对象上，超越地域限制，在不同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寻求“志同道合者”，表现出明显的“跨区域型”。日本是对于“巨型FTA”概念关注最早、持续研究最为深入的国家之一，并且形成两大核心政策主张和价值取向：一是加速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整合，降低交易成本和规制壁垒，实现更大的规模效应，二是强调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由于日本希望将“巨型FTA”作为一种“多边协定”或“中间形态”，最终将其规则体系覆盖至全球层面。近年来，日本在各“巨型FTA”的谈判进程中也颇为积极和主动，在各“巨型FTA”上的大量投入也成为日本寻求战略主动、提升自身在经贸领域国际战略地位的突出表现，例如，中日在2011年共同倡议、携手推进RCEP，美国退出TPP后日本也充分发挥了领头羊作用，并最终促成了CPTPP的签订。

在日本的这一政策偏好的影响下，具体到中日韩FTA的建设，总体来说日本的态度并不积极。日本对于中日韩FTA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顾虑。首先是经济层面的顾虑，签订中日韩FTA的意义之一当然是扩大市场。中日韩三国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经济体，2017年三国的GDP总和约占世界的22.5%。作为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贸易十分频繁，对日本来说，提高与中韩的贸易自由程度很有必要。中国的市场对日本吸引力很大，但在没有FTA的情况下，日本对华出口仍然受到限制。日本学者的研究指出，2012年日本对中国70%的出口产品被征收关税。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正在从生产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与中国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和程度，增加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对拉动日本经济是十分有益的。另一方面，2015年生效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也给日本加快签署FTA增加了压力。在日韩FTA谈判中断的情况下，日本需要尽快减少日韩对华出口在众多产品领域具有相似度和竞争性的“贸易转移效应”，提高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具备更大的竞争力。然而，从中日韩联合研究的预测结果来看，尽管三国都会从FTA中受益，日本的受益程度似乎明显小于中、韩。有分析认为，自贸区建成后韩国受益最大，将带来GDP2.5%-3.1%的增长,中国将带来1.1%-2.9%的GDP增长，而给日本仅带来0.1%-0.5%增长。日本对于建立三边FTA给日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考虑显然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保留。但由于韩、日的制造业，尤其是出口优势产业有相当大的重叠性，中日韩三国FTA究竟对各自经济将带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学术界的看法始终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和安全考虑。由于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和民众普遍的对军事行为的反感，日本不能依靠大力发展传统的军事力量、追求军事大国来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经济和外交手段成为日本稳定美日同盟和保持美国对日承担坚定的军事义务、保障日本长期处于“西方阵营”、维护日本眼中友好的国际环境的重要措施。日本在选择FTA合作对象时，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能够建立政治互信和改善日本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环境。中日韩FTA对日本同样有这方面的作用，中日韩作为地理位置上的近邻，又是世界的重要经济体，加强三方的互信和合作有助于增强地区的稳定性，从而给日本提供可供其安心发展的环境。但是，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议的尖锐化和日韩在“独岛”问题上的领土争端以及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事实上动摇了日本对建立中日韩FTA采取积极的政治态度。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显著升级，中日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日本安全战略的矛头更加明显地对准了中国。中日韩三边FTA的政治动力在日本朝野明显不足。这也是安倍政府近年来把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重点放在TPP，甚至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之后仍然保持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热情推动CPTTP生效的根本原因。安倍政府事实上是将CPTTP看成是由日本挺身而出、继续扩大没有中国参与的亚太自贸集团、增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影响、协助美国共同与中国竞争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步骤。中日韩三边FTA考虑中，日本最重要的因素从来不是经济，而是战略性的。

同时，日本对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依赖是难以改变的。日美军事同盟一直是日本防务战略的轴心，美国的核保护伞和日美开发与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是日本应对朝鲜核威胁的重要手段。安倍政府目前正在谋求修宪和扩大日本自卫队的军事能力建设，在介入南海事务和推进印太战略等问题上十分活跃。共同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和协调美日在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走向上的美日分工和协调，将中国视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最大地缘战略威胁，是安倍政府的既定战略方针。

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走向、保持现有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以及地区经济影响力等诸多问题上，日本越来越视中国为最大的对手。日本经济曾经是亚洲的领头羊，但是近年的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不断下降，而中国的日益崛起和在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问题上越来越自信的言行事实上是在加深日本的对华忧虑。不管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产品如何加税，坚持在重大政治和战略问题上和美国的协调、保持美日同盟的稳定性是安倍政府的既定方针。进一步来说，日本认为如今的中国正在与美国竞争东亚秩序的领导权。而使美国保持在亚洲的霸权，日本紧随其后比让中国领导亚洲更符合日本的利益。这种思想在日本对中日韩FTA的态度上体现为两点。其一是比起中日韩FTA，日本将更多的热情和重视放到了目前已经开始生效的CPTTP，其二是日本要求高质量、高自由度的协议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未来的多边贸易体系中确立对自己有利的框架以限制中国。这种通过经济政策，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另一方面以日本希望的制度和贸易规则束缚中国的策略，被日本视为对中国的“软抗衡”（soft-balancing）。

韩国的政策和主张

韩国拥有发达的工业基础，重视通过自贸区建设，增加与其自身互补的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联系。韩国强调通过发展开放经济应对经济危机，并一直保持着对自由贸易的热情。

韩国的自贸区建设主要受外部和内部两因素的推动，具体而言，主要包括1.区域贸易安排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2.国际社会对区域主义给予更多关注；3.韩国有确保出口和投资市场的必要性；4.韩国市场开放和结构改革在持续并加速；5.韩国需要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韩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体现为四点战略：首先，韩国将与感兴趣的对应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其次，韩国寻求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大型经济体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协定；再次，韩国寻求在服务、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IPR）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最后，韩国将加强全国的共识以及谈判的透明度。

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问题上，韩国总体认为这是一个给三方带来实惠的“三赢（win-win-win）”的战略，并在中日韩FTA谈判开始之前的联合研究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韩国金大中总统于1999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就提议开展三边联合研究。韩国小组在会上最初提出将中日韩FTA作为新议题。此外，韩国除了主持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议外，还在会议期间试图在中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韩国有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国内、国际动力。首先，早在2012年中日韩正式宣布启动三国FTA谈判之际，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研究指出，中日韩FTA的短期福利效应估计为72至96.2亿美元，长期可增加到116.1至163.5亿美元。根据韩国进口商协会（KIA）于2012年10月对中日韩FTA进行的调查，87%的韩国进口商支持该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国际贸易协会在2015年5月以贸易团体以及会员企业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中，52.0%的企业认为中日韩FTA是最为优先的谈判对象，其次是TPP（25.9%），最后是RCEP（22.2%）。在2018年中日韩自贸区第十三轮谈判后的三国联合记者采访中，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徐溱教（Suh Jin-Kyo）就此表示，“中日韩三国是不可分割的合作关系。虽然还需假以时日，但我认为三国拉紧经贸纽带、缔结FTA是宿命。”

其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实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下，中日韩三国的对外贸易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韩国在谋求加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RCEP合作。韩国贸易部长金铉宗参加2018年7月1日在东京举行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部长级会议时，呼吁与会者协调努力，尽快取得任何成就，特别是在商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方面，并寻求有助于达成切实可行的交易的开放式方法和创意。

中日韩三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为此举行会晤，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有关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今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作为亚洲地区重要经济体，韩中日三国加快自贸区谈判的重要意义比以往更加凸显。

最后，中日韩自贸区可以为未来更好推动韩国实现与其他经济体更高水平自贸协定做好铺垫。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凸显了亚太地区加强自贸区和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性。对韩国而言，RCEP与中日韩自贸区如果能乘势而上，不仅可以填补美国退出而留下的空缺，更重要的是，亚太地区多边自贸区如果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扩容和升级，可以是对特朗普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回击。韩国虽然在2018年9月签署了新的韩美自贸协定，但未来的贸易自由化发展重心仍然是更具潜力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而中日韩FTA较容易实现较高的自由化水平，因此韩国也希望在韩中自贸协定已生效的基础上发挥自己在中日韩FTA谈判中的平衡作用，为未来更好推动韩国实现与其他经济体更高水平自贸协定做好铺垫。除此之外，以TPP（CPTPP）、RCEP、中日韩自贸区为标志，东亚出现了利于自贸协定发展的积极环境。这为韩国利用新的机遇，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积累专门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挥韩国的国家利益，并通过实施两国间平衡的商业政策，发挥新的领导地位和关键作用，最终连接起亚太地区创造了更多可能。

随着自贸协定的发展，韩国也对发展中日韩自贸区，尤其是发展对华贸易存在着担忧，即担心中韩贸易的发展会增加韩国的对华贸易依赖，增加自身脆弱性。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出口、进口市场，中韩贸易额约占韩国对外贸易的1/4。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GDP第二大国。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衡坤在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主办的第五次中日韩自贸区研讨会上表示，中日韩自贸区经济依存度高，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日韩依赖度在减少，但日韩对华依赖度在增加。韩国密切关注北京在全球贸易领域日益增强的影响力。面对中国拥有可以通过强大的购买力和对庞大出口市场的控制来转变全球贸易规则的能力，韩国担心如果中国利用其世界最大的贸易大国的经济实力，韩国经济可能随时遭受致命打击。并有学者表示，“现在是韩国审视其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商业关系是否完全是一件好事的时候了。”

韩国产业研究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金东洙在第五次中日韩自贸区研讨会上表示，为进一步发展中日韩自贸区，要跨越至少以下三方面的障碍。第一，中日韩自贸区现在的问题是健全性问题，中日韩自贸区若要发展下去，也要考虑公平贸易问题，为此要考虑政府介入、保护、体制机制等问题。第二，中日韩三国经济环境不同，三国对产业开放度不同，面临着外国直接投资变化、关税壁垒问题等。第三，在FDI（外商直接投资）中，要把外国政府的制约因素也要考虑进去，解决好非政治因素。

三、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困难和阻力

中日韩三边自贸区构想酝酿近20年之久，2012年正式启动谈判，期间也曾签署了加强投资保护的阶段性协议《中日韩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但想要在中短期内获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仍然较小。主要原因之一是，虽然三边自贸区有市场、投资、商品和服务贸易上的各种便利与提升，但三国在三边自贸区问题上的政策协调仍然阻力重重。此外，中国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十分重视对外贸易，而日韩两国在过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构建了相对成熟稳定的经贸格局，倚仗高端生产水平以及产业优化，在各种形式的贸易关系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优势。相比中国对建立自贸区的需求，日本与韩国的兴趣不大。截止目前，谈判已历时6年，持续了十四轮（如表1所示）。

表1 中日韩FTA谈判历程（略）

但根据三国官方公布的消息，中日韩三边FTA仍然难以达成实质性的共识，何时能够签署框架协议仍然是个未知数。2018年5月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确认将积极推动中日韩FTA的谈判进程，中日韩FTA的谈判终于要步入“快车道”。然而，如今距离最初三国决定建设FTA已经过去了16年，三国的经济状况和当今的国际形势都已发生很大改变，中日韩FTA谈判的推进除了要面对历史遗留的难题，还需要面对和克服许多实际的困难和挑战。

（一）经济层面的挑战

总体说来，中日韩在建立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目标上并没有根本性分歧，服务业的开放、投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劳动及经济合作等领域都被列入了中日韩FTA谈判的重要内容。但是，市场驱动中的中日韩合作是在东北亚生产网络的垂直分工体系下进行的，国家间发展水平和分工地位的不同引发了贸易结构的差异，这种贸易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中日韩对自贸区模式的需求不同，在谈判中所关注的领域和敏感议题也各不一样，会出现意见分歧，要价差异较大。日本与韩国的工业水平，尤其在中高端产业，不仅领先于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在三国此前的的自由贸易谈判过程中，中国不得不在工业产业的市场开放问题上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而日本和韩国则在农产品领域开放问题上持较为保守的立场。然而，在三国货物贸易中，工业产品占较大比重，农产品在整个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因此，中国在整体自由化问题上不得不采取较为保守的策略，而日本和韩国对自由化水平的要求相对较高，这些都对中国的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形成较大压力。中国希望在不同开放领域分别进行讨论，而日本和韩国凭借相对成熟的谈判经验，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等不同领域的问题，按照统一的目标一起协商和讨论。

应该看到，随着近些年三国各自的发展，其关注的难点和敏感点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日本在贸易领域的惯例是保护本国农业，但其对于农产品的敏感性由于CPTPP的签署已经大幅下降。公开资料显示，CPTPP成员间农产品开放度极高，据学者估算，其中日本的农产品开放度达85%以上，反映出日本对于农产品的保护程度已经大大降低。日本最大经济团体之一的经济团体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日本的市场开放程度在三国之中最高，中国向日本出口的70%商品均为零关税，只有农产品、服装等商品还存在关税。而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随着“中国制造”的快速发展与成熟使得三方的角色在几年中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例如，中方曾经担心韩国的汽车与液晶面板会大量涌入中国，但韩方当时也有一些担忧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可能未来会转变成中国向韩国出口汽车，因此韩国也要适度开放市场。当时的担忧其实并非没有道理，如今韩国的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担忧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此外，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FTA的谈判范围正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三方打造高水平FTA的构想也出现不少新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电商等都会是谈判中的新难题。

（二）政治层面的挑战

由于历史问题和政治安全问题的长期存在，中日韩三国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互不信任，这也成为中日韩FTA建设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障碍。三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程度较低来自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议、军事安全等多个方面。首先，历史阴影深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韩曾受到过日本的殖民侵略，但日本并未对此作出深刻反省，国内右翼势力不断制造事端，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引发了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

其次，领土争端未决，钓鱼岛、独岛（日本称竹岛）、以及中日韩的海洋权益纠纷等问题是中日韩三国FTA谈判的重要政治障碍。2012年初，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重启，同年4月，中日已经就两国货币互换和互相持有对方国债初步达成协议，5月在商务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沈丹阳曾表示谈判前景乐观，但9月由日本挑起的钓鱼岛购岛事件无疑是给中日韩FTA 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使本来就谈判艰难的中日韩 FTA不断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安倍执政后，其对待历史的错误认识加剧了亚洲邻国的不安和日本同邻国关系的恶化，历史问题、领土问题致使中日关系、韩日关系走向低谷，日本在地缘政治上的严重右倾导致三国合作成为泡影。而此类问题依然有可能会在今后中日韩FTA的谈判过程中凸显出来，成为阻碍FTA谈判进程的消极因素。

此外，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的新身份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以及日韩两国各自关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之间的摩擦，使得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经济关系容易受到军事安全问题的影响。例如，为应对此前持续紧张的朝鲜核问题，韩美于2016年7月突然宣布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理由是要采取防御措施应对来自朝鲜核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威胁。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对美韩的这一决定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2017年2月，韩国乐天集团决定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供用地之后，来自中国的反对态度更加坚决，中国民众也开始自发抵制乐天。韩国的这一决定令中韩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两国的对外贸易、投资、旅游、娱乐文化等合作均进入下滑阶段。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统计，中韩2015年7月贸易总额约188. 19 亿美元，而2016年6月贸易总额为174. 96亿美元，2016 年7月贸易总额为171. 36 亿美元，同比减少8. 9%，环比减少2. 1%。在此之后，中韩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低速发展。2017年2月27日乐天集团签署“萨德”用地协议，3月6日“萨德”系统部分装备进入韩国，4月另外4辆发射车进入韩国，这期间中韩进出口贸易额都出现了下降的现象。其中4月进出口总额为185. 03亿美元，与3月的205. 03亿美元相比，又减少9. 8%。

最后，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客观存在。日本一直对中国抱有强大的戒心，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不时扮演“拆台”的角色，始终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这使得中国在实施自贸区战略过程中，不得不“分心”应对日本的挑战，而日本提出的过高要求可能也会给正在推进的中日韩FTA、RCEP谈判带来一定阻碍，从而影响中国自贸区战略的积极推进。

（三）域外因素的影响

中日韩FTA的建设主要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域外因素的干扰。一方面是来自以美国为首西方大国的阻力，另一方面则是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政治和经济努力的重心近年来明显向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倾斜。虽然中日、中韩贸易额近十年一直在稳步上升，但日韩两国的“自贸区政治”却并非将重点锁定中国。

美国一直希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领导地位，对于东亚地区可能会形成相对独立的集团倍感戒备，担心自己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削弱。于是，美国会不断向盟友施压，使日韩两国在处理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持“观望”或“举棋不定”的态度。尤其是去年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对于两国、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都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因为中美贸易战涉及商品种类众多、受波及产业面广，更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更大, 将使全球经济的活力下降。 与此同时，美欧日同盟框架内的贸易政策协调也在不断推进之中。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部长、或者贸易代表已经举行了4次三边会议，发表了四份有关当今全球贸易体制改革和自由贸易立场新诉求的联合声明。受其紧密型的政治和战略关系影响，三方贸易部长声明本来应该谴责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贸易单边主义，却反过来将矛头对准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非市场经济体”，强调三方将加强协调和行动来维护国际贸易体制中的“市场要素”。这一动向，无疑将增加中日韩三边FTA谈判的阻力。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持续调整之中，跨境贸易和投资回升乏力。特朗普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和美国政府创纪录的35天“关门”对2019年全球经济的重挫作用令人不安。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投资格局也正处于深刻的调整和变动过程之中。签署自贸协定、扩大自由和开放的国际贸易进程应该成为全球范围内双边、及区域多边合作的新潮流。CPTPP和美欧、日欧等跨区域贸易集团在全球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也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贸易转移效应将对面向这些区域的贸易投资活动造成冲击。同时，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都想要通过不断深化相互间的经济关系，联手掌控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规则调整的主导权，制约新型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中国面临着在区域合作及规则制定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对于这一态势，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清醒。

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对策建议

尽管中日韩FTA谈判面临诸多复杂因素，但中日韩FTA的合作前景仍然值得期待。在货物贸易方面，三国贸易中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出口所占比重很大，通过建立自贸区降低关税、简化海关程序，将显著降低三国间交易成本，不仅为出口商带来市场机遇，也为进口商降低生产成本；在服务贸易方面，三国间服务部门的扩大开放和密切合作将促进新一轮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更重要的是，服务作为价值链的黏合剂和重要的生产投入，扩大开放的收益还将渗透到其他部门，建立自贸区不仅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出口，也意味着三国产业链的进一步融合、区域生产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在投资方面，自贸协定还将扩大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为三国企业提供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政策框架和营商环境。而且随着中日韩三方共同参加的RCEP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中日韩FTA谈判提速基础已经具备。为实现加快建设中日韩FTA的目标，建议中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工作：

（一） 展示善意和决心，持续推进谈判进程

当前由于全球贸易格局的调整，一方面多边体系遭受冲击，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基础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单边保护主义倒逼市场开放，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双边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新突破。政治和安全方面，随着朝鲜半岛局势出现转圜，中韩关系也重回轨道，而与此同时，随着去年安倍访华，中日高层密切交流，中日关系也开始回暖。在此背景下，中日韩三国都具有推进三方FTA的意愿，中日韩FTA提速谈判具备了必要的内外部动力。此外，三方在参与的RCEP谈判中已经取得了颇多共识，中日韩FTA谈判具备了进入“快车道”的基础。三方应该在现有共识基础上，充分考虑三国发展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存在的差异以及各自的利益诉求，不断扩大共识、弥合分歧，落实领导人的要求，尽快达成一份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

（二）统筹协调，加大中国自身国内营商环境和市场开放改善的步伐

中日韩FTA的建立需充分考虑其自身区别于其他自贸协定的相对价值和优势。中韩之间已于2015年签署自贸协定，此外，中日韩同属RCEP的重要参与方，而RCEP是当前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谈判，对区域价值链的整合和区域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RCEP成员有很大的差异性，因而协定内容自然会更加包容，会考虑成员国的不同发展水平，包含设立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在内的适当形式的灵活性，并给予最不发达的东盟国家额外的灵活性。中国在接下来的三方FTA谈判中，需要统筹考虑、协调中日韩FTA与其他区域自贸协定之间的关系，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三国间的具体诉求，实现其独特价值，以达到不同协定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结果。

（三）积极参与其他区域自贸协定，提升中国话语权

美国退出TPP后，由日本积极推动的CPTPP目前包括11个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3.2%，贸易总量占全球的15%，是有5亿多人口的亚太地区第一大贸易协定。CPTPP已于2018年12月30日凌晨0点生效。该协定在11个加盟国中，已完成手续的墨西哥、日本、新加坡、新西兰、加拿大及澳大利亚6个国家的区域内适用。在2019年1月19日，各国部长级官员齐聚一堂的第1届TPP委员会将在东京召开。届时，预计除了已决定脱离欧盟(EU)的英国外，泰国、印度尼西亚及韩国等也将对加盟一事进行商讨，并就新加盟国的手续进行商议。中国也不应自绝于APEC机制下的这一重大进步之外。但在时机方面，本研究认为，中国应先着手中日韩FTA的建设，再考虑加入CPTPP。CPTPP是以日本为主导的跨区域自贸协定，尽管相比较TPP严格的高标准规则有所降低，但依然不失为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相比之下，中日韩FTA是极具针对性的自贸协定，其标准和规则也有别于CPTPP，需要三方共同协商议定，若先行加入CPTPP，必然会由于标准和规则的不同而压缩三方协商的空间。

中国不应关闭加入CPTPP的大门。而且，作为CPTPP主导国的日本并不反对中国加入CPTPP，而特朗普一就任总统就退出TPP的举措表明美国很难在特朗普任内返重返TPP，这也为中国的加入创造了机会窗口。事实上，加入CPTPP对中国、CPTPP发展、世界经贸合作都可以带来利好。第一，对中国而言，加入CPTPP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在与国际竞争中更好发展自身提供更多的机会，也可以为中国参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创造更多的平台。第二，对CPTPP发展而言，在TPP11国中，中国是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秘鲁、日本、越南、智利7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为扩大进出口，CPTPP成员很难、也不会绕过中国市场。第三，对世界经贸合作而言，在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冲击世界自由贸易的背景下，中国加入CPTPP能为世界自由贸易秩序增添更多稳定性和支持的力量，也能为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创造更多契机。

(四) 确立共同目标，充分发掘自贸区对加强产业合作的现实及长远收益

中日韩三国可以将自贸区的建立作为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契机，以此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强产业合作。贸易自由化必然带来区域内不可避免的竞争，但自贸区的推进可以促进三国的国内产业结构改革和升级，以及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国际分工可以升级为生产专门化，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最优化的东亚地区生产网络。

具体而言，中日韩三国可考虑在以下几个项目中开展合作。第一是深化经贸合作，建立中日韩工业园区。中日韩三国可以借鉴开城工业园区的经验，在东北亚区域内，如中国的大连、青岛，韩国的釜山，日本的福冈等三国贸易联系密切的城市，成立中日韩工业园区，并考虑在三国中间的济州岛、崇明岛等设立离岸贸易中心，以更好发挥日本在老龄社会服务、节能技术，韩国在美容、电子信息领域，中国在庞大市场、优质劳动力方面的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第二是发展高铁与轮渡技术，实现中日韩基建的互联互通。中日韩三国可以借鉴烟大铁路（烟台到大连）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烟大铁路轮渡设施优势，加快论证建设中韩铁路轮渡项目；并在中日韩铁路技术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打破海洋的阻隔，实现从北京经首尔到东京的高铁连接，建设联通中日韩三国的海上铁路网。

第三是加强跨国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合作。目前，信息产业是中日韩三国都在重点发展的领域，也是未来产业技术革新的大趋势，2018年5月28日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韩三国信息通信部长会议上，三国分享了关于“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涌现的新型产业的政策，提倡未来在包括人工智能、5G网络、大数据等方面进行合作，发展新技术和相关服务。比如在5G网络覆盖的议题上，三国都认为有必要推动技术标准化，降低区域内漫游费用。自贸区的推进能够帮助中日韩三国建立全球信息产业的高地，促使相关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增强企业、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信息化时代中的竞争力。在谈判中，中国可以着重寻求三方共同目标，以此作为基础来提升自贸区建立对日韩两国的吸引力。

第四是关注环境治理需求，加强环保与减排产业合作。三国所面临的环保困境，既有各自特性，又有近邻共性。近年来，韩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日前首尔市的如蒙“仙境”照片在网络媒体广为流传，韩国内对于污染原因的争论出现外溢趋势。此外，中日韩三国均为临海国家，特别是日本，经济和民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和周边海洋生态。近年来，日本对近海排放和水生物污染问题关注度大幅提高，呼吁国际社会对此给予必要合作。中国在环保和减排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同决心都很大。针对大气、水源和土壤的减排技术及产业近年来方兴未艾，国内市场的需求庞大且持久。日韩在减排方面的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在三方众多的具有互补优势领域中，环保合作属最具潜力、可持续性及可操作性的主要内容。三方通力合作，针对性地开展治污、减排的技术研发、转让、应用，产品与服务贸易，以及产业合作，将是造福三国乃至东亚国家的一件大好事，其蕴含的重大经济增长效益和政治附加值，必将成为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并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和凝聚因素。

第五是探讨建立三国能源储备机制，进行互换合作。中日韩三国在2017年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分别为31.32亿、4.56亿、2.96亿吨油当量，占亚太地区消费量的67.6%，占世界消费量的28.7%。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消费与进口大国，三国在国际能源经济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诉求，也都致力于建立、完善石油的战略和商业储备制度。库存是生产者或消费者实现平滑生产或消费的重要工具。对消费国和进口国而言，建立库存也就是石油储备制度，对于调节石油市场供需、平抑价格波动具有积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在能源贸易与能源储备、开发等领域缺少实质性合作，并由于三国间政治互信的不足，使得在国家能源安全方面，未能形成区域性的能源共同市场。在中日韩三国关注自贸区建设的势头下，有必要推动加强能源储备与互换机制的合作，弱化油价波动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并在能源战略储备的合作中，推动三国共同维护东北亚海上安全，强化中日韩三国的战略联系。

第六是加强中日韩金融合作，建设共同资本市场。首先，要继续推动中日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互通，丰富跨境公募基金产品体系，更加便利两国投资者参与对方资本市场投资交易。并以此为基础，以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加强中日韩三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合作，以开放促改革，努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东北亚共同资本市场。

在当前全球区域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是三国利益的契合点所在，不仅能够为三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三国向国际社会传递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立场。尽管面临来自三方内部以及域外因素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中日韩FTA的推进前景仍然值得期待。加速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充分发挥三方的经贸合作这一“稳定器”作用，有利于三方增进交流、增强互信，对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具有重大意义。（注释略）

来源：新京报评论，https://mp.weixin.qq.com/s/jCe5jXa0tqIHC_n-e7YsWw 发表时间：2020年1月6日